通过上述日本社会变革的经历,我们看到了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变革方式的“改良性”、革新主体的“保守性”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扩张性”。不论是近代还是现代,担当社会变革主角的往往是保守派和右翼势力,这与西方的先进阶级革命以及中国的工农运动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变革方式的“改良性”。日本社会的进步不是以“革命”的形式进行,而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或自下而上的“维新”。20世纪60年代初的“反安保”斗争虽然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但也没有形成革命态势。

　　第二,革新主体的“保守性”。如“明治维新”的主体是保守阶层的高级官僚;“昭和维新”的主体是“革新右翼”及青年将校;就连“平成维新”的主体也多为“新保守派”。这就是日本政坛曾出现“革新派”保守、“保守派”革新现象的原因所在。目前在日本,“护宪”不属于改革派,“修宪”才是受人欢迎的“改革派”。摆脱美国,走向“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是右派政治家的夙愿。

　　第三,国家发展战略的“扩张性”。日本地域狭小,资源不足,纵深有限,其发展前景往往与扩张紧密相连。另外,从文化上看,日本往往容易被外来文化同化,也极容易在价值观上被人所左右,如近代日本就很轻易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当中的“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近代日本国家发展走向扩张之路的根本原因所在。与此相比,中国文化却具有同化他国文化的强势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保证了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固性。同时,在社会发展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减少了其扩张性。社会变革虽然具有“滞后性”,但其变革方式往往具有发自于内的“革命性”特征。

　　自我定位:从“亚洲盟主”到“国际贡献”

　　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并非是由城市资产阶级所发动的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它是封建统治阶层内部以政变的形式取得政权并进行改革的一场运动。所以说,明治维新只是一场改良运动而非革命运动。为了掩盖日本社会内部的矛盾,统治者有意将人民的视线引向外部,“富国强兵”既是为“攘夷”做准备、也是为扩张做准备。近代日本为了摆脱变成欧洲列强殖民地的危机而不择手段,最终以牺牲亚洲国家利益为代价实现了“近代化”,并积累了与西方列强争霸的资本和经验。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精神与物质基础,日本开始膨胀。作为民间理想主义的“古典亚细亚主义”没有得到发扬,而作为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却成为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主要特征。日本自认为是“亚洲盟主”,并肆意侵略亚洲国家,掠夺资源,屠杀无辜,在亚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树立了一个不光彩的形象。不可否认,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先进技术,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知识,为亚洲进入近代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日本政府的“侵亚”政策为近代日本的亚洲外交蒙上了阴影。

　　其实,日本有关向大陆扩张的构想早在近代以前就已存在。1823年,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扬言要“征服满洲”并“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还提出了向中国大陆北方扩张的具体计划,成为日本“大陆政策”构想的鼻祖。佐藤信渊企图首先征服“当今万国之中土地最为辽阔、物产最为丰富、兵威最为强盛”的中国。他说,“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如果强大的支那尚且不敌我皇国,更何况其它夷狄乎。”①佐藤信渊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日本最容易夺取的地方,因为它离中国的首都很遥远,而与日本却“隔海相望”。他设想的扩张步骤是,日本在夺取黑龙江后再取吉林省,征服“满洲”后再图全中国。当时看起来他像是痴人说梦,但一百年后这竟变成了现实,佐藤信渊成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扩张领土的启蒙老师。然而,一场鸦片战争搅乱了佐藤信渊的美梦。在他临死前半年,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顿生“唇亡齿寒”之感,总之,他写了《存华挫狄论》,主张“力主必须保全、强化支那,挫败英国,日支提携,抑制西方各国对东亚的侵略”。②这一思想被后来亚细亚主义者当中的“日清提携派”及“支那保全派”所继承,而他的“领土扩张论”则成为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并被付诸侵略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