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史看来，“高度集中”并不是常态。具体说，一部大陆经济计划和政策发展史，是不断地重复“集中--放权”的循环。而在管理、计划、分配权的下放时期，有时同样也产生和集中主义时期一样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问题。“一五”计划(1953-1957年)受到无法避免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搞高度集中计划，甚至放弃了中共在1949年之前长期、丰富的农村经验，急切地搞强迫性合作化。结果工业积累固然陡增，农村贫困情况没有太显著改善。“大跃进”(1958-1960年)搞放权、鼓动群众参与、大办公社和炼钢，结果因分权过滥，基建膨胀，本位主义和过度平均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积极性最终下降，甚至在部分地区产生饥馑，但为日后农村工业化打下可贵基础。1961到1965年的“调整时期”很像1988年以后的“治理整顿”和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放权，这时又搞集中、上收和调整(不当的下放企业之裁、停、并、转)，发展小规模私有和“一自一包”。1966年“文革”爆发，又恢复“大跃进”时期的“鼓动人民参与，大幅放权”，并且在准备世界性战争，发展内陆的、大地区独立作战、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系遂又产生地方发展和权力的过分膨胀。1976到1978年的“洋跃进”，基本上沿“文革”的躁进发展，却同时大量引进外资。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前半，基本上是经营和权力的下放(所谓“放权改革”)，至1987年，空前的本位主义，“过热”发展，基建膨胀，超发工资，奖金和集体消费膨胀，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1988年后又搞收缩、调整、上收。但旋即受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冲击，在中国沿海地区刮起大规模“建设”，调整的计划停顿，经济进一步失调，基建过度膨胀、资基相对短缺，需求却因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的膨胀，物价陡升，而官僚体制则进一步肥大化和腐败化。至北戴河会议，又搞集中、调整、裁并。

用最概括的话说，大陆经济政策一旦往上收，往上集中，企业就受到层层紧严的制约，地方的、个性特性的企业管理和计划就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下降，官僚主义膨胀，“统得过死”，造成生产力和产量下滑，经济失调。但是工业高度累积的达成也往往在这个时期。而经济政策在往下放权的时候，由于放的末端不是个别企业负责人而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法解决经营下放、放权的原始目标：增加自主性、增加效率，结果还是发生另一种(地方)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急功近利主义，失去宏观视野而流于短视。但这个时候，往往是生产积极性比较提高，生产力和生产量比较上升的时候。然而基建膨胀，发展“过热”，经济失调也是这一时候几乎共同的问题。

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弊病片面归于过分“集中”，并不准确。而决策“上层”发生错误的时候，也未必全是高度集中所造成。例如毛泽东威信如日中天时的“大跃进”，其实是中央“高层”相当一致同意的政策，在“大跃进”初期，甚至也取得人民广泛、热情的支持与参与的。过去4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难题，在于经济显然有它的客观规律。而中共革命的传统中，反对帝国主义、力争独立自主;力争迅速发展工业，振兴中华，是一股十分强烈的主观上的意愿和动力。这主观上的宏大意愿(其实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各自的意愿)如何与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较好、比较科学地结合起来，就需要大量、长期的研究调查和实践的累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知识支配着向来的经济学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充满强大的****、反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独自艰苦地探索--并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谋不臧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

因此，当何新把1987年以后的停滞膨胀(stagflation)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恐怕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大陆一次有意、有计划地把市场和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改革。这与毛泽东在“大跃进”以后基本上要消灭市场、消灭商品的时代，相去不啻千万里。中国社会主义头一次有这么高比率的商品性质和市场机制，自然就会产生它的“周期”。然而，不能否认，1984年以后，中共当局的“智囊”们在体制改革中大搞“放权改革”的结果，工资、奖金、管理费用和集团消费狂疯超发，地方争夺基建资金，乡镇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资金，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恐怕是计划、战略、知识不足、体制不良这些主观上人谋之不臧的因素，也不亚于客观的“周期”之出现吧。

其次，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进一步累积，商品比往时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基建有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大陆社会的生产关系却已经和正在进行着1949年以来头一次重大的逆转。家庭承包、市场和私人创业范围不断在扩大，对雇佣外村劳力的限制松弛和减少，极大地恢复了私人、家庭对土地、劳力和资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经济机会惊人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