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波”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然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少了，颇为自制。1987年，世界银行对1965到1985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印度多40%。从1980到1985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每年为8.9%，印度为5.2%。80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一倍;1979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的一倍或一倍多。1985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年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十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19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70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的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

集中与放权的循环与矛盾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1976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vision)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mobilizatonal collectivism)，以赤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优点的延长部分往往成为缺点。何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集中性，产生了“国家权力的盲目扩张”，把一切管得太紧、统得太死，也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而一旦最高层决策错误，容易造成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