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三世界的观点

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无疑地有它的世界规模的、全球结构性的观点。何新的全球性观点，当然与之有别。何新采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边陲国家--“依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观点。所以他看到国际贷款、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造成制度性的贫困所起的影响;他也看到贫困的世界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意义;看到先进国家对贫困国家力争发展过程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这些观点，历史地看来，早在50年代末就在吃尽苦头的第三世界中，以依赖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展开，且有相当丰富的累积。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早已有同样的思想，并在自己艰苦和充满波折的发展道路上付诸实践。1949年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副外部和内部的枷锁，断裂了第三世界至今引以为苦的外来殖民主义与内部买办主义、封建主义勾结所造成的锁链，从而坚定地在帝国主义长期、紧密的封锁下探索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和经济独立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踬、错误和失败，也取得了极为难能的成就。自居于第三世界，坚称反霸而不称霸，对更贫困的国家给予最无私的援助，这犹是中国昨日的生活和信念。远的不说，我手头上就有1982年第14号《红旗》杂志上当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琮山文章：《关于未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很有这样的视角。然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尤其在猬居西方社会的中国“民主知识分子”之间，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视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明和开化，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只有横向的视野，去看表面的高低，却没有纵向的观点看到富裕--贫困、发展--不发展过程之历史性展开。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因此，这一次《人民日报》不惜以显著而巨大的版面，全文刊登何新的这篇文章，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权力体制方面的思想有一个转折，就无法判定了。然而，从《河殇》到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的转折，难道不也在说明中国大陆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理论的不足吗?

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10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