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故事为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40年极端****、极端受到冷战学术和价值所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的视角。80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60、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1949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何新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规模的观点

何新的文章，据说是一次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事务评论家矢吹晋对谈纪录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当然和一般结构、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有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尽管何新在关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上所作广泛的谈论中，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然而，由于这是一次广泛对谈的纪录，因而读者所广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来的论述的总的观点的角度。和大陆、海外一般比较西化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相比较，何新，作为第三世界中充满机会与问题的苦恼的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大势，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观点：

一、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观点

许多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论所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深信世界的发展有无限的前途，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继续开发与发展，即新技术、商品，物质和市场持续的开发和扩大，抱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资源有先天极限的世界，看到以对于人和自然的剥削以满足利润的无穷嗜欲的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权主义、超国界的独占资本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支配下在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中长期、不断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看到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国际化条件下，贫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广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转”。

何新也把一个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突破了在一国之内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资本主义机制框架上，找到参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十六七世纪以来以残酷的殖民主义掠夺与当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重大关联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机制中，富国以资本的剩余和巨额贷款的累计利息，维持和扩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差距。何新指出贫国之贫，除了发展政策的错误，还缘于当前已发展国家阻止贫困国家的发展。关于后者，何新仅仅以富国的保护主义限制穷国举国债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生产的轻工业产品，造成加工出口以汇还债和累积的计划破灭……但何新没有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精英资产阶级”互相联手，为了他们的私利，阻碍贫困国社会的构造性改革，继续维持贫困、落后的现状，以贫困、依赖、压迫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维持国内外支配阶级的最大限度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