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诗经》与《周易》一样，也和孔子具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及其他可靠的古代文献记载孔子曾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工作。汉代诸家所传《诗》学，据有关文献记载都是孔子通过子夏一系进行传递的。汉代以来流传至今的《诗》说，尤其是《毛诗序》，也皆源于孔门的学术传承。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孔子说《诗》、传《诗》的记载一度也和《易传》的年代与性质一样，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这一怀疑集中表现对《毛诗序》、《韩诗外传》等汉代整理完成的《诗经》学的有关重要文献价值的否定。近年来，学术界在扬弃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的基础上，对有关中国早期历史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表述，李学勤先生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的简帛文献研究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本文的论题而言，上海楚简《孔子诗论》，从历史年代与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证明了汉代以来关于孔门传《诗》记载的可信。尽管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材料来看，《诗论》不全部出自孔子手笔，但其主要内容传自孔子，殆无疑问。以上背景为我们今天探讨《诗》、《易》关系与先秦时期的中国《诗》学思想提供了前提。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定《诗论》对《诗经》诸篇进行评述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与《周易》经传高度重叠，在思想方法上《诗论》与《周易》经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对我们认识周代以来，尤其是春秋以降的《诗》学与《易》学源流及探究周代《诗》学批评的哲学意味极具启发性。它不仅揭示了《孔子诗论》作为现存已知中国先秦时期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诗学批评的哲学品格，而且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易传》的性质、作者和时代有所帮助。这一事实的揭示必将对中国古代乐论与先秦诗学思想史的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值得人们对此进行更为 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注释

①《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②诸家释文为:“《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范毓周《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③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④用李学勤先生释文(《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3年版)，引文尽量以通行字体书写。

⑤《郭店楚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55—58简。⑥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⑦“实咎于其也”，“实”字据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校释》引李锐《札记》释。

⑧于《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博士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02年8月)认为“寡德”之“寡”当读为“颁”，意为“分赐”。其读有据。本文认为，“颁”训“大头”(参见《说文段注》)，这里释为“大”。“颁德”即“大德”。

⑨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⑩高亨:《周易古经通说》第六篇《吉吝厉悔咎凶解》，《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正义》。

12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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