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在稳定和谐的社会中竟然存在如此 多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 。然而，Hardi(1968)的担忧不无道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等都将社会困境视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研究还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关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中的社会 困境问题，这为进一步理解和更好地解决存在于各领域中的社会困境问题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未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是，研究者要更能意识到邻近学科的相关成果。研究 目的和方法不同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成果相互交流，这样更好地理解社会困境，并找出有效解决社会困境的途径。Bowles和 Gintis用“关注 自己”(self-regarding取代 “自私”(selfish)来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偏好。 他们还认为，关注 自己和关注他人 (other- regarding)是相互转化的。因此，即使 自利的人在 一定的情境因素中也可能产生合作行为。这样，我们研究的问题不再是要限制人的自私性，也不会只关注情境因素对合作的独立影响，而是如何在现有情境的基础上考虑到人类既可能利己也可能利他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的合作。比如，如果公园里有一块大草坪中央多出一条人为的通道，这是一种 社会困境，因为个体的自我利益驱使他们形成一条便捷的通道，而这与集体利益 (草坪的完整性)相违背。然而，如果公园管理者为那些忙碌的人 (为了促进另一个集体的利益)或偷懒的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专门设计一条便捷的通道，恐怕草坪既不会失去完整性，也不会再出现新的通道。再比如，网络下载软件 BT则适应人的需要，它的特点就是下载的人越多，那么下载的速度越快。尽管期望效用理论依然是当前社会困境研究的主导理论，然而决策领域里长期以来有质疑该理论的传统，而且社会问题远 比期望效用理论所预 测的复杂得多。此外，现象的论证似乎要比对原因 的解释更容易，本文所总结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数据的(即考察社会困境的影响因素)和基于实践的(即解决社会困境问题)。因此，需要发展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来整合当前的研究结果，并给出比较认可的、一致的解释机制。 现实情境中，社会困境要比实验室设计的材料或游戏复杂得多，其影响因素不仅很多而且错综交杂。从前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单一的因素解释社会困境中的行为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其他因素与合作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因此，未来研究应该确定和定义一组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验室研究和观察研究，这样可以对各种研究结果进行 比较和推广。例如，Steg认为，与环境有关的社会困境行为的研究应该尤其关注下面因素：问题意识、自我利益、社会规范、集体效能和 自我效能等。Eek等强调现实生活中社会困境大多是非 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要比对称性社会困境更为复杂，例如，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会引起不公平感，进而可能影响人们的合作，然而，研究很少给予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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