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Webe~Kopelman和 Messiek所总结的框架中，社会情景的任务特征包含在情景特征中，而且占据了已有相关研究的大部分。任务特征又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决策的结构，二是有关社会结构的问题。

(1)决策结构

支付结构。毫无疑问，增加合作的相对诱因会提高合作，而增加竞争的相对诱因会提高竞争。被奖励的更可能趋 向去做 ，被惩罚的最可能避免去做。奖赏和惩罚未必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 G/iehter和 Feher通过公共物品困境检验了只用社会奖赏是否就可以避免搭便车问。他们发现，如果被试之间的社会距离因可 以产生一种群体身份而减小，从而形成弱社会联结，那么支持性诱因会使得搭便车有较大且显著地减少。制裁提高了集体效率，但是缺点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Mulder等考察了对集体效率进行反馈以及有无制裁系统的影响。他们发现，只是呈现一种制裁系统，就可以产生对这种制裁系统的需要，如果实施这种系统，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结果。不确定性。研究发现，在资源困境中，对资源规模的不确定性 1)提高了个体从资源中的获取量

2)增加了个体期望别人从资源中的获取量：3)过高估计公共资源库的规模;4)使得人们获取的量的范围变大。如果对资源再生的速度不确定，那么获取率也增加。例如，De Kwaadsteniet等考察了在资源困境中环境不确定性对被试决策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资源规模确定时，亲 自我和亲社会的人参照平均分配原则做出决策，而当资源规模不确定时，亲自我的人会比亲社会的人获取更多。 游戏时程 (protocols ofplay)。游戏时程即人们从公共资源库中获取的时间顺序。标准的时程是同时性时程 (simultaneous protoco1)，即所有人同时做出获取决策而不知道其他人的要求，他们只知道资源总量，此外还可能知道他们的决策有一些不确定性，有多少人与他们共享资源。另一种时程是序列性时程 (sequential protoco1)，即把被试 (以某种方式)安排在序列的位置上，他们依次做 出决策， 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他们做出获取决策时剩余资源的规模。研究发现，序列性时程存在位置效应 (position effect)，即序列靠前的人的获取量要比序列靠后的人的获取量要更大。此外，Budeseu等还描述了另外两种游戏时程。一个是位置时程(positional protoco1)，即把被试安排在序列的位置上，但他们不知道剩余资源的规模。另一个是累积时程 (cumulative protoco1)，即被试只知道剩余多少资源，不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

(2)社会结构群体规模：研究较多地认可小群体效应 (small group effect)，即小群体比大群体能够更好地建立和维持合作 。有许多原因可以说明小群体效应，然而，这些解释并不是小群体效应的必要条件 。由于群体规模增大之后，许多要素也发生变化，因此也有一些实验发现随着群体规模增大所产生的合作降低会快速地减小，甚至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更大的群体合作更 ”。 权力地位。在社会困境中，权力与地位体现在领导和权力不对称性上。Hardin早就提出，任命领导可能解决社会困境问题。随后一些研究考察了领导被任命的条件，例如，当资源正在被过度使用时，或当管理资源被看作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时，人们更可能选择任命领导。De Cremer和 vail Dijk考察 了被安排领导者角色如何影响资源共享任务中的行为。他们发现，领导者 (或合法领导者)比追随者 (或不合法领导者)获取更多，而且领导者更不会采用平均分配原则。Mannix发现，权力不均衡的群体更可能组成联盟开始联系、使用可得资源更无效、在资源分配中涉及的人更少、必须要付出更多努力达成一致，而这些群体中的人更可能将群体视为竞争性的，更可能寻求报复其他群体成员

2.3知觉与策略

(1)知觉因素：一些研究发现，在不改变社会困境的潜在结构前提下进行细微操作可以影响人们的决策。两个研究较多的知觉因素是原因 (causes)和框架 (frames)。在实验中，可以告诉被试为什么事情会成为它现在这样。例如，Samuelson和 Allison给 出资源困境，要求做出序列的决策[2”。他们变化把被试安排在第一个位置进行决策的理由，结果发现， 那些得知因公平的选拔机制 (即掷硬币，或在一项成就测验上得分最高)而被安排在第一个位置的被试会比那些得知因不怎么公平的选拔机制 (即生日约会离所随机选择的一天的距离，接受一次选拔测验最容易的版本的测试)而被安排在第一个位置的被试多拿走 50%的公共资源。框架。对社会困境的标识和描述会引起人们不同的解释，从而即使相同的情境也会有不同的行为。在社会困境中，有许多结构相似的任务但有不同的标识，对应着预期理论 (prospect theory)的损一益框架。“给一游戏”和 “拿一游戏”就可看作个人资源的损.益框架。然而，早期研究未能达成一致而清晰的结论，最近的研究指出，社会困境有许多可能的参照点，任何一个参照点都可能形成个体决策的基础。

(2)策略因素互惠：互惠是对所知觉的友好或不友好的一种行为反应，友好包括分配公正，也包括公正意图。大量研究表明，互惠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极有力的决定因素。garp等认为群体身份能够增加对群体的利益，这并非是由于利他所致，而是因为人们深信群体成员是相互关联的，他们期望成员之间是互惠的。正是这种信念缓解了对背叛的诱惑，从而鼓励合作行为。Fisehbaeher等让被试有条件地标出他们愿意给公共物品捐献多少代币。理论上，最好的回答是给出 0代币，不管其他成员是否捐献，然而研究发现，如果其他成员捐献更多，那么被试也捐献更多。反应选择。在实验中，被试只能与研究者所安排的对手进行博弈，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可以选择是否来参与困境中，如果他们参与其中，他们通常还可能影响选择什么样的对手。被试在实验中更为主动也影响了其决策行为。例如，Orbell和 Dawes采用囚犯困境范式发现，通过自由选择是否玩游戏，合作一合作的配对频率会增加，这样对群体总和的结果 (即社会利益)就会提高。最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实验中允许被试退出一种当前的关系，或者可以选择其他的玩伴。研究支持了这种可 以选择玩伴的策略要比实际上玩囚犯困境更促进被试的合作。 沟通。研究普遍发现，当实验中被试有机会相互讨论时，合作显著增加。沟通还对群体具有其他积极的效果。例如，Tazelaar等证实了沟通可以减小由于负面噪音而对同伴的良好意图以及合作所产生的消极印象【28]。Messick和 Brewer提出4个解释。(1)人们能够收集关于他人有可能做出的选择的信息;(2)沟通使得群体成员有机会做出外在承诺，许诺他们要做什么;(3)沟通提供了进行道德说服的机会 (也就是，沟通促进所做的事情是 “正确或 “适当”);(4)沟通可能产生或强化一种群体身份感。

2.4小结

尽管存在大量实证研究，然而，理论整合很少期望效用理论与理性选择模型虽然是社会 困境研究中主导的理论框架，然而该框架需要一系列的前提假设，并不适用于多数社会困境。象期望效用理论这样 “结果的逻辑”(Logic ofconsequence)认为，决策是基于人们对选项的结果偏好所做出的评价。与 “结果的逻辑”相对，March提出了 “适当的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概念框架。则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人们在做决策时要询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在像这样的情况 (再认)下，像我这样的人 (身份)会做什么 (规则)呢?”尽管 “适当的逻辑”可能比期望效用模型解释力更大”，但是，该框架缺乏对个体主动性的考虑，也即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会主动地使用和选择策略来应对社会困境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们整合了实证研究中所探讨的影响社会困境中合作的因素。首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证实，任务结构、个体差异、知觉与策略这些因素任何一个都可以直接影响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其次，知觉与策略和任务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个体要对外在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并可能采用一定的策略做出决策，而知觉与策略又可能改变群体动力学这一重要的特征，进而影响任务结构。最后，个体差异因素会调节任务结构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3 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