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减压团体研究的发展

尽管减压团体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已有近20年的历程，但是在国内的发展还处于引介阶段，实践领域的应用也才刚刚开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台湾地区对“减压团体”的应用已有不少成果，而我国大陆则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才出现减压团体方面的研究。

台湾曾毓芬 (2005) 采用自编的“校园危机事件中应用分享支持团体”的调查问卷以及访谈大纲为研究工具，对学校成员受校园危机事件的冲击程度及因应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 在危机的因应方式上，学校成员大多会找人谈论此事，且对象以同伴最多、教师次之;(2) 在减压团体辅导过程中，大多数成员表示自己参与程度较高，在团体结束时，有多半以上的成员肯定该团体的辅导效果;(3) 减压团体的领导者一致认为，减压团体模式十分适合应用于校园危机事件的处理。赖念华 (2010) 运用减压团体于大学校园的生命教育，发现减压团体辅导有助于学生疏解情绪压力，真实体验每个历程，使生命教育真正融入生命中。

在汶川地震后，我国大陆的李莎莎，耿柳娜 (2008) 利用减压团体对地震后PTSD患者进行危机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张雯 (2008) 将修改后的绘画心理辅导方案，推广应用于五·一二震灾后危机干预实践中，针对不同群体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对减压团体的系统研究和本土化研究还十分缺乏。

三、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困境及展望

(一)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困境

虽然已有许多实践研究证实了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有效性，但是减压团体目前在我国校园危机中的应用仍存在一定困难。首先，一些学校对校园危机事件还采用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责任归属是重点关注问题，而对危机事件后的积极心理危机干预则考虑较少;其次，减压团体目前尚属引介阶段，我国大多数学校心理辅导人员对减压团体及其应用方式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再次，从现实层面来看，目前我国中小学甚至高校都还缺乏一套完善的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即使有相应的应对模式，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训练;最后，减压团体对团体领导者的要求较高，典型的减压团体是由两位受过CISD训练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共同带领，但是在灾难事件之后人力资源往往不足，因此常会变成单个心理卫生工作者独挑大梁，这些都是导致减压团体在校园内难以推广的困境。

(二)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