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 ，亚里士多德认为 ：“还有一种人是 由于受到感情 的影响而违背了正确 的逻各斯并放 弃了 自己的选择 的。感情 的影响使他未 能按照正确的逻各斯去做，但是还没有使他相信这样追求快乐是正确的。不能自制者就是这种人。”(8-：115la20 24)因此，不能自制者显示了理性对情感控制的失败，但其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性。同时，不能自制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恶，但也是某种恶，而做这种恶时，不 自制者也是出于意愿的，而且是出于强烈的恶的意愿才违背了理性的控制。这一点也显示了，在德性的实现过程中，面向德性的意志具有无力的一面 ，即意志无力。
因此，儒家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德行是人的自愿行为。但是，在“志”与“意愿”的性质和功能上，双方的观点并不一致。儒家虽然也承认“心无定志”，但是他们更注重树立崇高的志向，如 “志于道”、“志于德”、“尚志”等，其志的内含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 ，意愿和意志本身就是面向德性，其对象就是得“道”、成“仁”。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出于人的意愿，恶也是出于人的意愿 ，意志的方 向既可 以是好的，也可 以是坏 的。当意志受到理性的控制和支配，也就是说 ，意志中理性的成分占主导地为时，意志偏向于为德，偏向于自制，偏 向于美好的东西 ，当意志被欲望所困 ，特别是被肉体的快乐和欲望所困时，意志就偏向于为恶 ，偏向于不 自制。所 以，儒家也知道“志”的双面性 ，但是他们更参考文献 ：[1】[2】【3】[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清)焦儋.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3注重崇高意志的培养，更强调意志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而亚里士多德则更为强调意志的双面性及恶也是出于人的意愿这一事实本身。
此外，儒家具有唯意志的倾向，如孔子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曾子、子游的“慎独”，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都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动力，而其精神动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欲”，我的爱好、我的意愿、我的向往、我的意志 ，意志力在儒家那里是以向慕“道”、期望“道”等情感为基础的，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德性动力。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意志力不予信任，其对人的不能自制的论述，显示了人的善的意志的薄弱。所以，在成德的过程中，儒家更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动力，重视意志、志愿在德性实现中的作用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 出于人的意愿，如果人在情感上排斥德性 ，就不能算作真正的获得德性，肯定了意志在德性实现中的作用，但是意志的力量在他那里是薄弱的，比起意志，他更加相信理性的力量及外在的理性规范。
总之，在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情感和理性共存于德性之中，并处于不可完全分离的状态，明智和思是德性实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且其追求的是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此外，双方都认为德性是建立在人 自愿、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家重情感而亚里士多德重理性：儒家以情感作为德性的基础和导 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德性 的依靠和凭借 ;儒家重视以情感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精神动力，即意志力 ，而亚里士多德在情感 、意志、理性中更加注重理性的力量，并且以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法律 ，作为人的最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情感与理性的侧重就成了中西德性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统一也是中西方德性论的共同点之一 ，情感与理性 的侧重是在这种契合与统一基础上的侧重 ，并不是截然而分基础上的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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