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中虽然都包含情感和理性，但是两者的地位并不相同，对于儒家来说，情感是德性的基础，也是理性的基础，其核心范畴是“仁”。“智”是实现“仁”的方法和手段，“仁”是“智”的主旨和依归。如：《性自命出》视真情为真性、性善：“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隋，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五行》认为：“不仁不智”、“不仁不圣”;孟子也从情的角度论性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并认为“智”的内含就是知道何谓仁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而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德性就是对情感的正确态度，但是从对德性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其对理性的重视，他认为德性受到理性的规定。伦理德性本身就是中庸和中道，是适度，但何谓适度则是由理性决定的。

此外，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中，除了伦理德性之外 ，还20有理智德性，而理智德性是位于伦理德性之上的，沉思是最幸福的，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最高目标，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理性占有至高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情感与理性不可分离

儒家的德目一般都是并列提出的，如：《论语·阳货》的恭宽信敏惠、《中庸》的知仁勇、《五行》的仁义礼智圣等，但是这些并列存在的德目在地位上并不是平等的，也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蕴含、不可分离的。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在仁与礼乐的关系上，仁是礼乐的基础和内含，而礼乐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仁是高于勇和包含勇的德目，具有总德的性质，而勇是低于仁的，是总德仁的内容之一 ;在仁与智(知)的关系上 ，孑L子认为如果选择的居住处没有仁德，就不能称得上有真正的智慧，说明仁是智的目标和导向，没有仁就没有真正的智，而智是实践智慧，是知道什么是仁、知道如何成仁的智慧，智是仁的道路和途径，智以仁为旨归，包含在总德之仁中。而此处的仁虽然是总德之仁，但仁之本是“孝悌”(《论语·学而》)，其延伸是“泛爱众 ，而亲仁”(《论语·学而》)是爱众人，故情感是仁的主要色彩。所以智与仁的蕴含和胶着状态说明了在儒家的德性中理性和情感是不可分的。这一点在《五行》和《孟子》中也有明显的表述。

《五行》的“不仁不智”、“不仁不圣”说明没有仁就没有真正的圣智 ，与孔子的思路一致，认为仁是圣智的旨归和基础 ，圣智的闻而知之和见而知之是知天道、人道，而 “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五行》)，智的前提和基础是“忧”，是忧虑、思虑，而儒家所谓的忧虑主要指“天下 ”、“百姓”，是以仁爱为基础的。故子思说“不仁不智”、“不仁不圣”。此外，子思认为“圣智，礼乐所由生也”、“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五行》)见到贤人并知道其为贤人就是智慧，而知道了并安于知道的人道就是仁德，行人道就是义德，以崇敬之心去行就是礼德。只有安于人道才能行人道、崇敬人道，所以仁是义礼的基础和发端，而安于人道的前提是知道何谓人道，故圣智是仁的发端和前提。因此，在子思看来，仁是智的旨归和基础，而智是仁的前提和途径 ，仁与智是不可分离的，离开了仁，智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主导，离开了智，仁就无法到达和实现。

《孟子·离娄上》日：“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的意愿的，其外的作恶都是出于人的自愿。因此，他说：“‘无人愿意作恶，也无人不愿意享得福祉 ’这说得半对半不对。说无人不愿意享得福祉是对的，但是说无人愿意作恶却不正确。若不然，我们就至少要推翻我们上面所说的，并且承认 ，人不是像是他 自己的子女的父亲那样地是他 自己的行为的始因。而如果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是对的，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行为的始因说成是在我们之外的，那么其始因是在我们 自身的行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就是出于我们的意愿的。”(8-：1113b15～22)因此，他认为人应该承担恶的责任，恶的行为出于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