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心理学论文是科技论文的一种是用来进行心理学科学研究和描述研究成果的论说性文章。
〔论文摘要)市民社会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市民社会的理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讨论、探索，马克思对市社会的理论作了经典性的概括。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批判是理论完善的内在动力，市民社会的发展完善不能没有文化批判。现代性就是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市民社会是近年来学术界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社会法治化、生活多样化、规则人性化，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一般而言，市民社会既指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形态，又指称这种历史形态的概念。市民社会既内涵丰富又有现实意义，并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的概念。市民社会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西塞罗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首先是将城市的文明共同体与野蛮人的社会和野蛮状态相区别。市民社会的标志在于:一是它有自己的文化、商业生活;二是它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三是它有自己的道德体系。这三个特点为以后市民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直接把市民社会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是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等为代表的近代契约论者。在他们那里，市民社会指的是与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相对立的政治社会，也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由货币经济、在像自由市场一样的地方随时发生的交换活动、给开化而聪颖的人带来舒适和体面的技术发展，以及尊重法律的政治秩序等要素构成的—臻于完善和日益进步的人类事务的状况。”契约论者的市民社会概念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以民权来抗衡专制君权的政治理念。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对君权神授的批判，是对人在社会中作用的关注和重视。
真正对市民社会作出理论上论证的是黑格尔，他的贡献体现在他将市民社会规定为与国家相分离的独立领域。按照黑格尔的唯心体系，市民社会是国家理论的一个环节。他试图让市民社会成为各种利益和社会力量冲突的场所，而让国家从各种社会与历史力量中抽绎出来，成为普遍利益的体现和代表。因此，区别于家庭和国家，市民社会是经济和经济关系的领域，是法律和司法行政与内务行政管理的领域，是实施立法和强制执法的公共权威的领域。实际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就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司法和社会制度。与以前理论家不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基本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它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所生活的那个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化。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的联合”，是“为了达到他们的个别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外在组织”。这个联合体的种种设置都是为了保证自由的充分发展和个人利益与需要的满足。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只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法哲学要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伦理生活。因此，市民社会只是伦理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辩证因素，然而，抛开它的体系意义，仍充分反映了现代性的社会政治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马克思是第一个立足于现实去揭露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神话的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阐述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虚构。任何关于个人的有意义的说法必须同时联系他的现实的环境。黑格尔只看到个人的肉体特征，即只看到人的自然性，忽视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市民社会归根到底是物质交往形式。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与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相区别，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市民社会的。但他们的结论是一样的，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研究得出的是同样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结论。在马克思那里，国家不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相反应该从市民社会中理解国家，市民社会是经济基础领域里的东西。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颠倒的国家观重新颠倒过来，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闭马克思认为，古代城邦国家，不论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其特征都是没有区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市民社会完全从属于国家，社会生活中没有政治地位的人就是奴隶，政治不自由意思就是社会奴役。政治渗透到一切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私人和公共自我，个人与团体间没有区别。马克思认为在封建时代由于皇帝的至高无上性，他是国家财产的唯一所有者，私人财产的分配其实是一种安排，在这里，财产、商业、社会关系和阶层，都有很强的政治烙印。在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完全区分开来了。市民社会完全摆脱了政治限制，作为一种独立的组织力量，影响制约着政治的发展。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后来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突出表现为人们不再将市民社会只看作是政治或经济的领域，恰恰相反，主张将市民社会与经济领域区分开来，认为市民社会应由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组成，其功能在于整合社会和抵御危机。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就指出，在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它能抵御当下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的灾难性“人侵”。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阵地战的战壕系统。他指出:“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市民社会就是在经济危机时起这种作用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国家还只是外壕，市民社会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工事。它通过文化和教育使大众心甘情愿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使现行制度得以建立在大众“同意”的基础上。显然，他认为批判的武器一定比武器的批判更为重要。随着市民社会的扩大，当市民社会占领了政治社会时，政治社会就消失了。
市民社会的理论的确应该引起我们关注，这种关注表现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建立、完善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状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演变表明:一方面，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产生的种种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使得他们对于社会及相关的问题越来越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涵义表明人们对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文化既是维系和整合社会，使其价值制度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对抗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无情逻辑，重新找到自我更新的价值和意义的手段。
对市民社会认识的结果必然引起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里有必要对文化作一探讨，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文化与我们古代文献中与武功相对的文治和教化的含义不一样。我们使用的文化是从西方的culture一词来的，意思是“照料、开垦、居住”，与农业活动有关。古希腊的西塞罗使文化具有了人文的内涵。在西塞罗看来，文化是通过智慧教养人的意思。但智慧的教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使人的生活高尚和获得人的尊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继承了西塞罗的遗产，将文化理解为本性的培养。人必须摒弃自己的恶习，培养从灵魂深处热爱智慧的本性。这时文化一词才逐渐广泛用于人文世界，成为专指与物质世界领域相对的精神领域的东西，专指精神生产能力与精神产品。泰勒在《原始社会》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随之成为普世性的大间题了。
在启蒙时代，人们对文化也像古代对市民社会一样，把它看作是野蛮的对立面。与野蛮、蒙昧相反，文化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成员完善自己的标准。赫尔德曾经希望用文明一词来代替维柯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他所指的文明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标准或一个过程，他指称文明是多元的，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赫尔德以文明与启蒙运动的文化相抗衡，但是殊途同归，与维柯的文化概念一样，已经隐含了对现代性的某种批判意味。到了浪漫主义者那里，文化作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批判概念，就显得更为明显与自觉了。赫尔德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浪漫主义者。他们将他的思想用于各个方面:维护民族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攻击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性与异化等等。与启蒙时代的代言人常常将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相反，为了突出文化的批判意义，浪漫主义特意要区分文化和文明。认为只有文化才是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一切社会安排都要服从的上诉法庭。将文化和文明相区别，实际上是要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惟因这种价值是一种必须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即人的完善发展，它也必然成为批判社会的指南和出发点。接着阿诺德提出更为明确的思想，即文化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摆脱目前出现的困境;文化就是追求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为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并通过这种知识用源源不断的新鲜自由思想改变我们固有概念与陈旧习惯。这里可以看到，文化既是知识，也是一种行为模式。文化不仅关系个人，更关系到社会，实际上它是社会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它必然也是批判:“文化成为制度的最终批评者，成为取代和改善的过程，然而在根本上又超乎制度之外。随着对文化研究的深人，形成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企图对文化概念进行中性的描述，但是，它产生的现代性语境决定了它不能不蕴涵着批判的因素。正如威廉斯指出那样:“文化概念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对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的一种批评。对文化观念的含义作出贡献的人，从差异极大的立场出发，达到了各种差异极大的对文化观念的依附和忠诚。但是他们有个相似之处:他们都不认为社会只是一个中立区，或者只是一部抽象的、具有调节作用的机械。他们强调的是社会的积极功能，强调个人的价值植根于社会，并且强调必须以这些共同的条件来思考与感受”文化概念自身的历史其实也已暗示了它对于近代社会的根本意义。
批判这个概念与文化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近代的概念。由于它适应启蒙思想者的要求，于是在17世纪就被西方广泛采用。在当时展开的激烈的神学大辩论中使它有了比较广泛的现代意义。说到批判就不能忘记理性，批判和理性是不可分的，因为批判首先就要区分理性和天启，批判性被看作是区分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手段。理性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古典的理性概念的目标是发现和描述第一原理和普遍真理，是人的最高能力。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概念有了新的发展，理性不再是联结思维和知性的能力，而是要冲破传统古典理性概念的局限性。与古典理性概念相比，它与其说是肯定的力量，不如说是否定的力量。但不是说寻求真理不再是理性的任务。相反，理性的任务仍然是寻求真理，但不是先定的真理，而是有待确立的真理。这种意义的寻求才是真正的寻求，理性概念转变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因此，理性必须将自身视为批判，因为它不再是说明已经存在的既定真理，而是要理解一切可能的事实。理性既是批判者又是被批判者。任何规范本身必须先接受批判。批判不是根据某种现存权威的规范来判断或评价事物，也不只是要得到所谓正确的思想和逻辑确定性，而是要弄清在批判过程中发生的事。批判的复杂性使它截然不同于单纯的批评，这正是使它成为现代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真正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