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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阶层较为普遍三种心理现象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即：“排异性”心理、自卑心理和越轨心理。导致这三种心理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旧体制安排的延时性，经济地位低下，政治权利缺乏，身份与职业的断裂、权利分配不公以及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歧视，是这些心理现象存在的根本的也是共同的原因。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心理状况 社会性归因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他们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接受过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同感减弱，对农村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淡漠，甚至持批评态度，与父辈们相比，他们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希望获得尊重和认可。

一、新生代农民工“排异性”心理分析

1.社会化造成的“排异性”心理

美国学者G·奥尔波特通过对历史上各种偏见发生和持续过程的研究发现，在同一文化圈内，许多偏见和排斥心理最初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那些有权势的社会集团为了使自己对无权无势的社会集团的剥削统治合理化而制造出来的。群体和个人间的竞争和冲突并非是“排异性”社会心理产生的必要条件，即使我们消除了所有的群体性冲突，偏见和隔离也不会从社会上彻底消失，偏见和排斥的产生还有其文化历史因素。文化传统有很牢固的特性，它使得最初的文化因素消失之后很长时间，文化传统还会继续存在。解放后我国所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干部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中，将干部、工人、农民分为三个高低有序，管理严格的三大阶级，这三个阶级间的社会地位、机会获得和社会资源的占有量上都严格有序，农民始终处于最底层，他们社会地位最低，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少，缺乏上行流动的机会。长期处于下层社会使他们被认为是一群素质不高，没有高成就动机，只要求养家糊口生活的人，这种偏见一旦形成并传播开后，便融入到文化传统中，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偏见，这种氛围中的儿童对于偏见是服从的，首先是形式上的相符，后来就内化于心，并一代代传递下去。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受过较好的学校教育，在他们社会化的过程中就已经遭遇过城市社会对他们歧视和偏见，就已经意识到农民身份在城市中的尴尬，这也是他们虽然进入到城市中，却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的原因。人们早期社会化是以后社会化的基础，而城里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对农村人的偏见与排斥，而且这种看法一旦形成也很难改变，会在代际间传递下去。

2.职业身份造成的“排异性”心理

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来看，他们中多数在城市从事着传统产业部门的工作。这里似乎印证了托达罗的一个观点，无技术的来自农村的工人首先会在“城市传统部门”中就业一段时候后，再取得更加长期稳定的城市现代部门工作。但是，这并非是农民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体制性原因。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进城后面临的是一个分割的劳动市场，他们只能在“非正式的劳动市场”中寻求“城市的剩余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不少人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吃苦能力差，选择性更强。而且他们希望能够边工作之余掌握一些技能，这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无限制加班。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彻底告别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想，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融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夹心人”。

二、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自卑心理分析

“夹心人”的社会处境使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城市社会边缘上，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以外，这导致并加深了他们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反过来又使他们更加的孤立与隔离。

“个体主义贫困观”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是个人能力的不足、素质的不高、懒惰等原因而导致的。这种将贫困归因于个人过错的观点近几年来在我国大众心中还有很深影响。农民工阶层一般是处于社会的底层，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农民工阶层往往被视为是能力低下的、懒惰的群体。持这种观点的如果只是一个或者几个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文化氛围。农民工处在这种氛围中或多或少的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容易产生自卑的情绪。而农民工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结果产生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和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于是贫困便在这种文化的保护下维持下去。

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远离主流社会的居住点，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他们在这些社区生活并发生人际互动，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共同亚文化，而农民工阶层“夹心人”的社会处境和被排异的现状也必然会融入这些亚文化中，并对处于其中的农民工造成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扩展性和传递性，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使他们从小就带有了一种自卑阴影，影响他们今后长远的发展。

三、新生代农民工“越轨”心理分析

美国政治学家在对美国社会移民进行研究时发现，与第一代移民比较，第二代移民的心理和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代移民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往往有较高的认可度，或者说，虽然他们在迁入地感受到种种歧视，但由于已经比原来的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一般并不奢望与迁入地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地位。第二代移民则不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群体主要是迁入地居民，他们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形成强烈地上行流动需求。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当面对社会不公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不满。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犯罪率也较高。

挫折——侵犯理论认为，人的侵犯行为因为个体遭受挫折而引起，侵犯是挫折的一种后果，侵犯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为先决条件;反之，挫折的存在也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侵犯行为。由于体制、制度、观念的种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受到歧视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即便他们一开始进城时怀着种种美好的梦想，也在现实的面前被无情的粉碎了，收入比城里人低，很少的晋升机会和培训机会，处于这种充满挫折的环境中，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会以越轨行为表现出来。

其次，“标签理论”认为反社会行为是由社会反应以及越轨的频率和特性来定义的，个人与群体之所以做出过激的行为，是因为人们制定出了“规则”，而那些违反这些“规则”和“规范”的行为便被认为是“越轨行为”。一旦这种标签被贴上，这个人或者群体的生活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可能不得不继续扮演越轨者的角色，做出反社会行为。从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城市民众极易将农民工与偷盗、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联系起来，一旦某地发生了违法犯罪事件，外来的农民工便成为首要怀疑对象，这种刻板印象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