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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有着其本质的心理根源。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从我国人民的认知心理、行政心理以及从众心理三个方面分析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因素，为克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出现的心理障碍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电子政务 认知心理 行政心理 从众心理

1 电子政务的内涵

美国作为电子政务的开创者，对电子政务的定义是，政府利用技术手段(特别是以Web为基础的互联网技术)更有效地为市民、企业、政府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和服务。同时，也使得这些个人和团体能更便捷地取得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实施电子政务的最终目的就是打破传统的物理工作方式带来的信息沟通障碍，利用电子化的手段建立起更好的信息共享渠道，从而更有利于为大众服务。电子政务的实施，电子是手段，政务是内容，服务是目的。而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出现的重电子、轻政务的现象，就是对实施电子政务的真正目的缺乏比较明确的认识，在电子政务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

2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分析

从以上对电子政务内涵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与上述分析的电子政务的实现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若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状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可得到一些启示。在电子政务建设从认识到实施再到效益实现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心理障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政府的认知心理障碍，行政人员的行政心理障碍、以及公众的从众心理障碍。

2.1 建设电子政务前的认知心理障碍

认知是一种包括知识的获得、贮存转化和作用的心理活动。现代认知心理学以狭义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为主，即以信息加工心理学研究为主，该理论把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即信息的获得、存储、加工、提取和运用的过程。

在建设电子政务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偏差。一些政府受声誉的影响把能否建设电子政务当作政府的一种工作能力的标志来抓，一些政府虽然也认识到实施电子政务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但是他们也只是简单地把电子政务等同与政府上网，甚至等同于办公自动化，认为办电子政务就是把政府的公文、资料等搬到网上就行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我国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认知电子政务这一环节上出了问题。

“中国人一般重直觉、内省，重先验理性与伦理精神。这是一种理性与实践相脱离的思维方式，它导致了中国人重整体、轻个别，重系统、轻局部，重形象、轻抽象，重混沌、轻精细，喜欢做定性研究。”这种心态反映在电子政务的具体工作方式和习惯上，就形成了先务虚，即先重视外部的电子化建设，再务实，才去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好具体政务的问题。可是当硬件上去的时候，有些政府却停止了思考，认识还停留在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甚至只是表征政府优势的一种标志的层面，而忽视了利用电子政务真正向群众公开信息、公开政策、提供服务等实质性的工作。认知心理的偏差和认知活动的停步，就是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出现“重电子、轻政务”这一问题的心理根源。

因此，要发挥建设电子政务的实际效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需要不断地学习，积累电子政务的相关知识，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只有真正明白了电子政务是什么，究竟为何而建，才会使政府工作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2.2 电子政务实施中的行政心理障碍

行政心理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心理，决定了他们如何进行工作。

2.2.1 我国行政个体的行政心理障碍

在实施电子政务的过程中，受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政府始终代表人民的约定成俗的心理观念，致使一些行政人员认为自己就是人民的代表，自己作为官员就理应享受应有的权利。可是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联系起来，在实际工作中把“服务公众”四个字忘得一干二净，随着个人私利意识的膨胀，也就出现了腐败贪污现象。而一些行政人员服务观念淡薄，腐败贪污现象产生的心理根源就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体行政心理问题。

在有关行政个体心理的研究中，经历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梅奥的“社会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到薛思的“复杂人”的对人的假设的发展历程。从现实生活看，“复杂人”的假设更符合现代人高度变化的时代特征。因此政府工作模式的转变，自然也是一定时期的客观必然要求。而一种新的体制，新的工作模式要能够顺利有效地替代旧的体制或工作模式，当然首先要体制执行人能够意识到这种改变的需要，他们才会主动地去调整旧的体制。否则就只是留于表面形式的改变罢了。而现阶段我国依然存在着“官本位”的思想，特别是一些行政工作人员的认识滞后，就不可能认识到实施电子政务的初衷，更不可能真正地以“人民的公仆”的服务理念来为人民服务，因而导致我国电子政务的实施往往只停留在表面层次。

因此，要使行政人员认识到电子政务的核心理念，首先要改变的是他们的传统行政心理观念。

2.2.2 我国传统的行政文化心理障碍

行政文化指在行政活动过程中，影响行政参与者行为的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理念、行政心理等。

我国电子政务应用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信息鸿沟。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政府与政府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持的2004年中国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查报告中显示，政府网站提供的交互性服务(包括简单的单向交互)“政府信箱”、“留言板”、“投诉/举报/信访”、“民意调查/意见征集”所占比例分别为45.8%、40.0%、38.0%和30.2%。民意意见征集可以说是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沟通的最基本方式，而其所占比例仅为政府网站总数的30.2%。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实现信息公开、信息沟通方面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而这种信息封闭的根源就是由我国传统的行政文化心理所导向的。

我国的行政体制是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以及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儒董仲舒开创教条主义的先例，提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理论，以儒家文化为背景，中国几千年来也始终保持着行政权、政治权等的高度整合，在政治体制安排上以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这在历史上的确确保了国家的行政统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安定和团结，但同时也铸就了国民服从的政治心理，更严重的是同时也导致了中国行政人员行政思想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正是这种传统的行政文化心理，造就了中国行政体系缺乏透明度，政务的主体公众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公共决策、政务实施过程也缺乏必要的监督，作为享受服务的主体公众，对于他们所应该拥有的服务和政策还处于一种“盲”状态，更谈不上监督制定政策的公务人员了。这种封闭的行政文化，正是滋生腐败的最终根源。同时封闭的信息交流，缺乏意识，也是导致各地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单枪匹马独干的根本心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