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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心理辅导与治疗，乃现代行为科学中较强的一门学科，在中国人聚居的几个主要地方.也的确是一新兴的事业。在中国内地，真正的发展只有约15年的历史。在香港约为 25年。至于在率先引进这项事业的台湾，亦只不过是40余年。各地发展的情况与步伐有所不同。但发展到今天，可喜的是无论是参与工作的人员，还是政府当局与社会群体，都越来越重视这专业，因而亦对此专业产生更大的期望.故此.我们很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朝着专业化方向作出改善、发展与开拓，以期有效并及时地回应时代带给我们的任务与挑战。

二、心理辅导的概念与功能

什么是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的范围中.我们该如何给它定位?在香港，心理辅导的地位逐渐清晰。在台湾情况亦颇乐观。惟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内地，情况则较为复杂和混乱.除了偏重医疗与病态取向之外，还夹杂着与思政教育和德育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搞清楚心理辅导是什么之前，首先要明确.心理辅导不是什么?聚焦于内地热门的争辩，我要首先说明，心理辅导不是思政教育.心理辅导亦不等同于德育。心理辅导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教导，但倘若只有教导或只是在说教，却又不是心理辅导了.心理辅导也不是仅仅进行逻辑分析，给与忠告与建议.更不是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在心理辅导过程中，虽然往往会包括资料的提供，但单单提供资评，开不是心理辅导。心理辅导也不是普通的会见，不是社交式的谈话，更不是指责、批评、游说、嘲讽或恐吓;至于用同情的态度、行为去安慰与开解等，也都不是心理辅导。

多年来，学者专家纷纷为心理辅导作出定义.从狭义看，心理辅导最简单的定义是“帮助一个人自助”。若从广义看，心理辅导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多年的工作中，我也曾尝试为心理辅导下一个定义：“心理辅导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致力与当事人建立一个具治疗功能的关系.来协助对方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进而欣赏自己.拥有自尊自信，以克服成长的障碍，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使人生有统合并丰富的发展，迈向自我实现。”(林孟平，1998)

当我们将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心理辅导所作的定义作出整理时，会发现其中无例外地都包括有改变、发展和成长的含意.个人身心发展，传统上是心理辅导的核心(Mytick，1987).Remley(1991)曾指出.心理辅导专业已否定了在服务工作中的医疗和疾病取向的模式.论到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独特性，他认为诊断并不是人们接受心及辅导的必经步骤，并强调人人都可以透过心理辅导而得助益。他深信一个建基于发展取向、聚焦于预防和身心健康的信念.会让当事人达至明天会更好的人生。Ivey(1991)等的看法与Remley相同，他相信心理辅导的核心是发展取向的(Van Hes1eren&Ivey，1990)，不过，不同于Remley的是，他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去促进人的发展。人生中免不了有问题发生，故此，我们应该珍惜问题的出现，因为它也是一个发展与成长的机会。

论到心理辅导在中国的定位，我很认同以上的 信念。医疗模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其功能往往只是将 人的病医治好。不像发展与成长取向的心理辅导，其 功能是促进人整体上积极的改变与成长。我乐意委 身心理辅导工作.是因为我个人深信，它是一项优化 国民素质的重要而庄严的专业。

三、研究与本土化

心理辅导的本土化，自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课 题.杨国枢(1993)强调，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是 一种学术运动。在此运动中，所有有志于此的心理学 者应当同心协力地促进中国人本上心理学的发展. 他建议内地、台湾及香港的心理学者，应各自在当地 努力。同时也要不断分析与比较三地民众在各种心 理与行为上的异同.然后加以组织与统合。不过，在 1994年，他又补充指出，过去40多年来，内地、台湾 和香港的变化和发展很不同。结果是使三地的中国 人在心理、行为及生活等方面各有特点。故此在心理 学的探究上，他提醒大家，除了要留意三地中国人的共通性外，一定不能忽略其独特性(杨国枢等， 1994)。

杨中芳(1992)多年来对本土心理学努力不懈。她指出本土心理学致力于把历史、文化和社会体系放人我们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架构中.至于如何将这个体系放入研究架构中，则是目前许多研究者在探索的问题。令人遗憾与担忧的是，对于以上的问题，当大家仍然未有把握的时候，已有不少人在本土化的心理辅导有关课题上，作出了结论，其中包括“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心理辅导理论和实践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人”这样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心理健康受到重视，公众亦纷纷要求此专业提出研究的实证.为了能给当事人提供有信誉保证的优质服务，也为了发展高学术和专业水平的培训课程，使新的心理辅导人员有能力在事业发展上与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竞争，我们除了要将研究成果整合于心理辅导的培训课程外，还要将它整合于我们为人们提供的服务中，来保证工作的质量(Sexton等，1997)。

心理辅导的从业人员不重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许多人声称心理辅导既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而实际上，心理辅导的科学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表现之一是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很少做研究，同时也不会研读有关研究报告(Morrow-Bradley&Elliot.1986;Nor- cross，Plochaska&Gallagher，1989)。如果我们不努力改善工作，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整合于临床的工作与培训中，则心理辅导专业的信誉将会出现危机(Kanfer.1990)。

前述西方学者指出，不少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忽视研究工作.往往过分依靠个人的直觉与经验。与此同时，江光荣也指出，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潮中，有相当多是谈论中国人的心理与性格的。但在这些讨论中，却有几个值得引为鉴戒的消极特点：1.研究死人多，研究活人少。2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3.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4.文史哲学者参与研究的多.心理学工作者参与研究的少。我个人很认同江氏的观察，而且发觉近年参与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研究人员，良莠不齐。不少人既缺乏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基础，又缺乏临床经验。在根本来弄清楚什么是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种种素质有问题的研究。亦有些号称专家的研究者，自己对某些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并未有所认识和尝试，更未具体验证，就草率地作出否定。

就本土化的重点来所，情况亦不乐观。有些人强调文化的差异，在未经实证检验的情况下，就言之凿凿地作出了结论.只凭直觉与个人臆测.就肯定地宣告：西方建立的心理辅导理论，绝对不适用于中国人!与此同时，一些欠缺实证支持的、新颖的、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新模式亦应运而生。在眼花缭乱之余，想到我们这专业必须承担的专业职责和服务质量的保证，难免感到担忧、不安与焦虑。

在个人的观察中，多年来，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不同民族、国籍、地域的人，在心理、认知与行为上，到底是相同的多，抑或是相异的多?不过，在这问题未经实证检验之前，一些学者专家们就纷纷在认定差异较大、较多的前提下立论和操作.

可以肯定的是，不同民族的人，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其心理与行为自有一些差别，我们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对于由文化、社会环境造成的群体或个人的差异需要心理辅导从业人员敏锐地观察、知觉和关注，如此才可为当事人提供最高效能的服务。但过分注重差异，而忽视相同相似之点的时候，许多流弊也就随之出现;而且许多基本的课题，看来亦难以解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在心理辅导研究和服务上，通常将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印尼人、印度入等都归入亚裔美国人。这一个人口类别(Paniagua， 1994 Corev， 1996;Ivey，1997)内的不同民族，是在历史、文化、社 会上差异极其巨大的群体，却就被视为一个定型，实 在很有问题。心理辅导的一个很基本的信念，是接纳 与尊重个别的差异;而上述的文化定型所引发出的 理念和操作上的矛盾与问题，就变得十分严峻。

事实上，对于偏重差异的取向，90年代初权威学 者已作出了总结性的说明。在1991年，Pedersen与 Ibraham不约而同界定心理辅导是共性的。在此之 前，Pedersen(1990)已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心 理健康辅导都是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同时他亦曾 针对问题的症结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 理与行为，其差异被过分重视;而相同之处，则过分 被忽略。至于Sue&Sue(1990)亦清楚地对多元文化 心理辅导作出结论。他们认为心理辅导重在治疗过 程中所提供的接纳、尊重、同感、信任和关爱，这些令 心理辅导产生成效的基本条件，是超越了文化的限制的。

早在1978年，Patterson就已经指出心理辅导与治疗过程中的辅导人员必备的一些基要的本质。他强调具有尊重、真诚和同感等条件的人际关系，是一般心理辅导的核心。它也适用于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和治疗。

总的来说，约20年有关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辅导的争议中，主流的声音是：面对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社经阶层、年龄和性别组合的人.学者专家曾主张依个人之不同.选用特别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来处理和治疗。然而.到了90年代初.这信念开始动摇。转变的结果是：视所有的心理辅导治疗都是多文化的。而成功有效的治疗，其关键乃在于心理辅导员本人的素质与修养.

在个人的临床经验中，无论在美国面对美国人、美籍华人，还是面对现代化社会居于香港的中国人(杨国枢，1994)，或者是面对内地出生与成长的中国人时，我当然会发现各人之间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是，我发现各人有更多相同相似之处。Vontress。(1988)就提醒大家：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人性与感情需要上有众多的共通点。同时，他亦曾指出.文化可分为五个层次.最基本的是普遍性的文化.在其中，人类乃具有相类似的需要和权利(Vontress.1986)。

随着科技与现代化生活的过程，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人跨地域的互动和沟通.令人类的同质性不断增强;而地球村的概念.亦日益显著.在今天，心理辅导与治疗在中国要向本主化发展.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前述西方学者所走过的路，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和借鉴。的确，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我的工作中，我重视与专注的是来谈的这个人。而这个人最基本的特性和需要，乃来自他身为一个人的本质。其次，才是文化、历史、社会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固然，我对后者保持敏锐的知觉，但却不会与前者先后倒置。

面对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本土化，我们要对西方的理论存有一种开明的态度，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实证方式如结果研究，来检验有关理论在中国人中之有效性，然后去芜存箐。同时，通过吸收、借鉴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个人与集体的努力下，发展或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点的心理辅导和治疗体系。

四、政府的认同、支持并专业的制度化

基于1966至1967年香港出现的动荡不安，在香港政府回应市民的需要与问题的过程中，心理辅导的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1970年香港大学聘用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心理辅导员，第二年还增聘了两人(EdUCatots’ SOCisl ACtionl COUnCil，1980)。随着香港大学的倡导，香港浸会大学(当时为浸会学院)亦于1971年第一次聘用了两位部分时间工作的心理辅导员。至于在中学.虽然完全欠缺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却早在1965年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者曾提出应该聘请心理辅导员来协助学生的成长。可借，直到12年后，政府才回应此需要。当时，社会工作者被安排在中学工作。至于小学，则由学生辅导主任来负责(林孟平，1997)。

香港的心理辅导，已有将近3O年的历史，可是发展很不理想。虽然从服务的层面与多元化上，应该是所有华人社区中情况最好的一个地区;但在质与量方面.较诸其他先进国家，则仍需要大力改善。在研究与培训上，政府认可的学位课程，时至今天，仍还只有一个。虽然中文大学的课程，除了提供硕士学位的研读外，还有哲学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研读，但为硕士与博士学位提供的名额，每年不多于 10人，无法回应需求。持有高等学位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学者，屈指可数。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协会(前为亚洲教育与心理人员协会·香港分会)虽然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但由于政府的支持很不足，人力并其他资源的限制太大，往往是举步维艰，但却仍然在学术与专业上为专业人员提供支援。其中包括开设培训课程、从事研究与出版学术期刊“亚洲辅导学报”。此外，亦于年前完成了香港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的道德 守则。

总的来说，香港的心理辅导仍在始创阶段.未能做到专业上的制度化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政府虽然认可，亦一再强调心理辅导在学校教育、家庭、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但却欠缺具体计划与实质上的支援.反观台湾，它除了是所有华人社区最早(1960)开展心理辅导的地区外(Hwang，1972;Kuo，1977)，也是本专业领域人才最多，发展亦较佳的一个地方.探索其原因，关键是从6O年代开始，直到今天，政府一直重视，并且实际上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 早在60年代末期，台湾心理辅导的服务已经有了高速的发展。到1983年，台湾所有学校，包括小学至高校，都已开展了心理辅导与心理治疗的服务(Barclay & Wu，1986)。此外，政府亦强调心理辅导与治疗在社会发展方面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Taiwan.1991)。

一门新的科学与专业.其发展往往与学术机构的支援、经济条件都有关.台湾由于省政府认可与推动，高校中的心理辅导培训课程专业点有好几个.质量亦不错.持有高等学位的学者专家，数目相当可观.至于资源方面，除了长久以来的支援外，在1991年至 1997年实施的“教育部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支援，数额高达约24亿元人民币。虽然此计划的开始，是针对台湾近年青少年罪犯人数急剧上升的现实，惟计划的总目标是“结合家庭、学校、社会及国内外资源，建立全面辅导计划，统整规划辅导工作发展，亦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培养正确人生观，促进身心健康，增益社会祥和.”从总目标中，喜见计划的目标没有局限于解决问题的层面，而且确实是反映了心理辅导的哲学与精神。例如前述的“发展”与“成长”这两项特质，就具体整合于总目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