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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差异及其启示

时至今日，有关郭店简《缁衣》的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了，专家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站在比较《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的角度，从纯思想的视点出发，从根本上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先秦原始儒家的本质，并且进而分析秦汉以后儒家思想流变的社会原因的论文，却似乎并不多见。笔者以为，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郭齐勇老师号召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必须研读先秦原典，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原典在后世的流变没有基本的把握，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这些原典的思想价值。

一

李零先生基于古往今来的研究成果，分析指出：“《缁衣》中的‘子曰’肯定是记孔子之言。”[1]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我们知道，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孔子47岁，季氏专权，阳虎作乱，故孔子不仕，退修《诗》、《书》、《礼》、《乐》以教授弟子。[2] 但是，《诗》《礼》《乐》《乐》虽然都有可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倾向，却并非孔子思想的直接展现。而且，柳宗元著有《论语辨》一文指出：“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无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而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3] 柳宗元的观点得到了程子、朱子以及很多学者的普遍认同;当代学者杨伯峻也认同此说，并且进一步在其《论语译注·导言》中论证并加强了柳宗元的观点。可见《论语》一书的思想未必就百分之百都属于孔子。这样一来，真正可资查证的原汁原味的孔子的著作就相当少了。如果李零先生的上述判断不错，[4]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缁衣》视为以孔子为核心的先秦原始儒家的代表作，其中的一些有别于后世的思想精髓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郭店简《缁衣》第一章：“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屯。《诗》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礼记·缁衣》改写为：“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5]将“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改为“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缩小了原引《缁衣》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贤，多才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贤本多财之称，引申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申之义而废其本义矣。”[6]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对“贤”字的疏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疑义。但是笔者以为，此字从臣、从又、从贝，此谓多财、多能，君人者笼络而为己用者也。故《庄子·徐无鬼》有“以财分人之谓贤”，《战国策·赵策》有“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荀子·劝学》还有“君人者隆礼尊贤则王”这三个义项有逐步递升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好贤如《缁衣》”的“贤”，是指为“君子”所用的“贤能”之士。换言之，郭店简《缁衣》以“美”字概括《诗经》中《缁衣》一诗的思想，把原诗中亲切和睦的气氛、音节悠扬的韵律美都彰显了出来。根据闻一多《风诗类钞》，我们知道《缁衣》是一首赠衣诗，虽然缁衣为当时卿大夫私朝穿的衣服，但其亲密的口吻和热情洋溢的感情却徜徉于字里行间，故笔者以为，《缁衣》一诗当属于爱情诗的范畴。可见，郭店简“好美如好《缁衣》”，实谓“君子”要有高尚的情感境界和精神追求。因此，《礼记·缁衣》改“美”为“贤”，明显受到了《毛诗》和三家诗有关此诗为赞美郑武公的臆说的影响，而且加上了传述者自己置身刘邦大一统专制集权社会之中的独特理解。“美”，是指德性、心性、性情的纯一之美，是人性之美，其反面是与美相对立的“恶”;而“贤”则是君对臣的评价，是政治上的党派认定，其反面就是“不肖”之人，严重的就成了“乱臣贼子”。前者是一个人学、美学以及思想境界方面的名词，后者则是一个政治学方面的名词。前者包含了后者，而后者充其量只是前者的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