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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言”中女性的个性魅力

201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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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言”中女性的个性魅力

内容提要: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诞生平发展壮大,市民文学繁荣。同时社会上市民意识的出现、思想领域中王学左派的兴起,使得思想解放潮流和市民中的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兴盛,人性得到重视。反映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三言”中,就是女性形象的塑造较之前代作品更为鲜活动人。她们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在有些篇章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甚至成了灵魂人物,其鲜明的个性极具时代魅力:她们追求爱情婚姻的自主与平等的更加强烈,追求青年男女自由结合的幸福婚姻,并在婚姻生活中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打破旧礼教“贞”“烈”妇女观,确认追求情欲的合理要求,发动对禁欲主义封建道德的挑战;更为鲜明的一点:“三言”中有许多女子具有超凡学识才干,她们的才智与胆略令许多男子汗颜,她们的人格魅力经久不衰。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潮关系颇大:市民意识的兴盛和思想领域中王学左派肯定人欲的思想,是这些女性形象得以存在的土壤和能够被人们接受欣赏的哲学依据。这些站在当时时代前沿为自己的幸福或独立的人格而斗争的女性们,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而深深吸引着我们。

关键字:三言 女性形象 个性魅力

提纲:一 自主的爱情及现代性爱倾向

(一) 追求自主爱情婚姻

(二) 女性爱情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二 挑战“禁欲主义”封建道德

三 超凡的人格和才智

(一) 超凡的才智与胆略

(二) 独立的人格魅力

绪论:

明朝天启年间,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文学加工编成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刊行于世,简称“三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城市繁荣起来,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阶层,在这个新兴的阶层中,一种新生的市民意识正意兴盎然地与封建传统观念分庭抗衡着。文学上市民文学繁荣发展,哲学上出现了王学左派反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思想,王左派对人欲的肯定渗透进晚明文。每个时期的新思潮都是最先在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三言”犹如一面多棱镜,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的女性文化在明代后期有了深刻的变化。哲学上王学左派反对传统道德的思想,体现婚姻和封建礼教礼法这两个问题上,最突出地表现在女子的爱情婚姻方面,她们力求摆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追求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作为社会现实与思想意识反映的爱情话本,无疑便成为新生的市民意识的展览板。以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压迫、渴求婚姻自主为主题的作品,成就最为突出,尤其是其中各式各类的女性形象丰满又极富个性,甚至在许多爱情故事中女性,为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所表现出来的大胆、主动、泼辣,竟使男子一方相形见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些女子一旦选择了自己所爱的人,便忠诚不渝,哪怕为之牺牲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但是一旦发现自己所爱的人对自己并不忠诚,欺骗了自己的感情,则会毅然决然的离开,从这点上反映了明代女子,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女子,已经有了比较独立的人格;还有的作品中女子颇有才华与胆识,她们的才干,智慧与胆识使许多男子望尘莫及,作品的言辞之间充满了对女性的赞扬之情,男女平等的意识有了鲜明的体现;一些作品中女子为情欲所惑,红杏出墙,或“偷吃禁果”,背叛礼教和伦理纲常,作者并未给与过多的贬斥,说明当时的市民社会的伦理意识已与传统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不完全相同,妇女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意识。从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这个角度,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市民们已不再愿意沉寂于平庸的生活。这在女性身上尤为突出,她们当中的某些人身上存有许多超越那个时代的、前卫的品格,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早期妇女解放的倾向。以下我想就这几个方面来谈谈“三言”中妇女独特的个性魅力。

一、自主的爱情及现代性爱倾向

(一) 追求自主爱情婚姻

自古以来,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婚姻仅仅是一种以“父母之命,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冯梦龙《情史。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理论压抑着女性的人性和热情。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力,女性婚姻与情感都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婚姻无爱情作基础,使她们长期处于爱情的饥渴之中,这是她们大胆反叛传统,要求自主婚姻的内在动因。而外在的条件就是社会风气与思想意识的改变:明代中后期在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与王学左派兴盛,对打倒封建传统势力对女性的禁锢起到重要作用。

“三言”“二拍”中女性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出表现在对爱情婚姻自主的追求上。不论是聪慧漂亮、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还是市井细民的女子,在婚姻问题上不再被动地接受“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是坚持婚姻一定要以爱情为基础,大胆地、积极主动地选择自己心爱的人。无论《碾玉观音》中的秀秀,还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莺莺传》中的周胜仙和莺莺,她们为追求自己喜爱的人,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不惜背叛礼教、背叛父权,甚至牺牲生命。秀秀的为爱而死,周胜仙的“生者何以死,死者何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与执着,证明了人间真爱的力量是封建道德压抑不住的。在“吃人的礼教”的压抑下,这些女性形象显得更光辉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些反抗精神性格的女性所以出现在“三言”中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必定是当时封建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受当时社会思潮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王学左派在哲学上已为女性追求合理的人性要求、婚姻自主,提供了思想依据,这种带有解放人性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人群中的广泛影响,为文学形象提供了被接受、被欣赏的社会心理土壤。市民阶层有着自己的审美趣味,这些已壮大的市民阶层在社会上有了属于自己的、与封建传统意识不相融的一套思想体系--——市民意识。这些女性的光辉形象和大胆反叛行为无疑也是市民意识的产物。哲学上王学左派的兴起与文学上市民文学的繁荣,可以说是一个藤上的两个瓜,王学左派对人欲的肯定必定影响市民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