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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

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之体例

范晔(398-445)撰著《后汉书》，始于南朝宋(420-479)文帝(刘义隆，407-453)元嘉元年(424)，范晔因事触怒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409-451)，左迁为宣城(今属安徽)太守之时。其后范康几经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被人告发与密谋拥立刘义康一案有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处死刑，时年48岁[①]。

范晔以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其前的诸家后汉史著，自定体例，订讹考异，删繁补略，撰成《后汉书》。该书原定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与《汉书》相伯仲。但是十志未克完成，范晔即被处死刑。现在《后汉书》里的《律历》、《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等八志，是后人从司马彪(约242-约306)所著《续汉书》里摘取出来，补入《后汉书》的[②]。

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后汉书》显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新特点，这就是它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

《后汉书》卷80《文苑传》共为28人作传，其中有18人的传记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③]。此外，见于诸列传者，尚有30人，均于传记中详细著录其各体著述[④]。以上两个数字相加，《后汉书》共为48位传主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

那么，《后汉书》怎样为传主著录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呢?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初，(桓)谭(前23?-56)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刘秀，前6-后57)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刘炟，56-88)使班固(32-92)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⑤]

(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⑥]

(崔)瑗(78-143)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⑦]

(张衡[78-139])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孔丘，前551-前479)《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⑧]

(马融[79-166])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⑨]

(蔡邕[132-192])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198)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⑩]

(王逸[约107-144在世])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11]

综合考察此48条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归纳出《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情况的基本体例：

(1)传主著述的著录次序，一般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著述。

(2)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包括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

(3)传主所著各种文体的著录次序，一般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疏、奏、论、议、章、表、书、记等“无韵之笔”。

(4)六言、七言、琴歌等，在诗之外单列文体，且往往居于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之末。

(5)传主所著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前，如《班固传》;或夹于各种文体之中，如《蔡邕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后，如《张衡传》。

(6)最后大都准确地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

(7)传主单独成书的著作，则另加著录，如桓谭《新论》、王逸《汉诗》等。

最早注意到《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这一现象的，是章学诚(1738-1801)。他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范晔《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12]其后，王瑶、傅刚等续有所论[13]。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考述《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归类方法，以及《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排序原则等问题，以求正于方家。

二、《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渊源考

《后汉书》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一体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学有渊源的。大要而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其潜在因素是东汉以降整理文人文集的文献编纂传统，其显在因素则是以《史记》等前代史著为代表的史学著述传统。这里先考论史学著述传统。

在《后汉书》撰著之前，可以作为史著典范的著作，首先有司马迁(前145-前87?)的《史记》和班彪(3-54)、班固父子的《汉书》。

司马迁撰《史记》，著录传主的著述，大致采用四种基本体例：

第一，在列传中结合生平事迹，引录传主著述的主要篇章，并列举传主著述的其它篇章。如《司马相如列传》依次列举了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的《子虚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封禅书》等篇章，传末云：“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