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中言:“昔人有云‘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正因为‘揖让’之际尚不免于有心为之，而‘游戏’之际，才更可以见到一个人真性情的流露。欧阳修以游戏的笔墨写小词，而其心灵性格最深微的一面，乃自然流露于其中。
叶嘉莹此处的游戏之说与巴赫金的狂欢化异曲同工。在游戏和狂欢时人都可以脱下重重的面具，回归本真的性情。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政治家，欧阳修在官场刚直清明，直言敢谏，但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容易生存的地方，因此他屡遭贬斥，心中的苦闷就常以词来排遣，即叶嘉莹所说的欧阳修词的那种“遣玩”的心态，他在词中狂欢，用狂欢来排解心中的愁苦。 词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写词时，文人们不仅从官方的规章制度中解放出来得到休息，甚至准许自己把自己降格为令人开心的游戏或玩笑的对象。从那些严肃的羁绊中，从那些“绝对的”“不可变更”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获得世俗化的欢快的自由的生存感受。
“如果文学直接的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称之为‘狂欢化的文学”.(}7}ee欧阳修的词就是他狂欢化生存的方式。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通过对狂欢式这种生活的描绘透露出人生存的一种自由平等理想状态。欧阳修是宋代文人的一个缩影，在儒家礼教为正统的宋代，大多数的儒士都过着和欧阳修一样的生活，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审视欧词乃至宋词所呈现的状态，为我们提供了多方位了解宋词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