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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建诚信档案的理性思考之探析

一、高校建诚信档案缺乏法律法规建设及相应的制度环境

大学生诚信档案从提出概念到2004年正式建立也不过两年时间，之前和之后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征信法规。信用制度仅仅在我国《民法通则》、《票据法》、《担保法》、《刑法》、《合同法》等法规中简单提及，而已有的法律甚至阻碍着大学生信用档案的建立。如《商业银行法》规定了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禁止银行将客户资料向其他部门提供，而且，按法律规定，如果要采集数据，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当前，大学普遍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基本信息、银行信用信息、在校奖惩情况等记入档案。那么，不论是作为信息提供者的银行还是信息需求者的高校，都面临违法的尴尬。

同样，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其他信息纳入征信范围也缺乏合法性前提。这主要是一个个人隐私的界定和使用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只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公布、披露他人隐私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但对什么是个人隐私、如何保护和披露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在没有获得法律授权之前，高校的征信行为多少有些盲目，并可能在未来引发侵权争议。

我国现在于上海、深圳、石家庄新华区等地建立了信用档案，事实证明，没有法律作为坚强的后盾，这些地方的信用档案无法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和威力，而且备受人们的怀疑。如，2002年6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以《将公民的不良行为上网对不对?》为题，对石家庄新华区的“社区信用档案系统”提出了质疑，原定推出的上海大学首份大学生信用档案也面临“难产”的尴尬。

地方立法中，上海已出台《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央行也有意将征信体系的建设尽快向全国范围推广，目前正抓紧制定有关征信法规，以规范社会征信机构业务经营和征信市场管理。反观美国，在它发达的信用体系背后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为核心的45项法律，对个人信用档案的收集和共享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鼓励诚实守信，对违反信用者也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条款，同时也注意维护公民的个人隐私等正当权益。特别是《公平信用报告法》和《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这两项法律对个人信用档案的收集和共享及个人信息的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是规范信用报告行业的基本法。①高校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贸然建档，有些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的意味。

二、高校尚不具备建档所需的物质支撑

大学生信用档案的建设要以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为基础，从信息采集到最终形成信用评估报告的整个过程花费不菲，并要有一定的通讯、计算机技术作为支持。仅就这一点而言，目前我国国内许多高校尚不具备建设大学生信用档案的客观条件。事实上，国内也只有少数经济、技术条件允许的高校开展了这项工作。

高校建档的资金从哪里来?易家言在他的《中国教育的尖锐问题：学校、市场和政府的重新定位》中说：“中国的学校实际是一级教育中的党政社团组织，它在办社会，它在发挥政府的职能，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校。高等学校除教育之外，其他的如政府和社会功能越多，内部结构就越复杂。组成结构本身和结构的运行需要支付成本，于是这些与孩子的教育根本无关的费用都要由越来越高的学费来承担。”

已建立的高校诚信档案相互之间并未实现完全联网，这种分散式的信用档案管理模式会产生的结果是，在建设初期，信用数据的采集任务浩繁、前期投入大、周期长，各个分散的信用档案管理机构很可能会不堪重负，重复投资严重。而建成后因为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留在当地的信用档案是否转出?如不转出，信用档案受到地域、时间限制，其功能被大大削弱。如转出，谁来承接?建档后实现动态管理还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高额的运行成本也是个难题。

大量的投入必定寻求回报，即征信数据的有偿使用可以鼓励高校建档，现状却是由于社会普遍缺乏使用信用产品的意识，我国对个人征信服务的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尤其是银行等在开展消费信贷业务和实施风险管理时并不要求由公正的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进行评分，个人信用评估公司也就没有市场，无法商业化运作。投入了却没有产出，高校的建档热情能持续多久?

三、具体实施和监督环节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