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行列，调用并拯救民间文化资源。档案文化一直扮演着默默无闻的角色，如何改变沉默的服务形象，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行列，是一个多赢之策。这样，不仅挽救了我国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而且在调用民间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丰富了珍贵档案文化资源的馆藏，同时又是档案文化基层普及的社会过程，有利于档案文化良好形象的塑及。

再者，文化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传播与交流，没有经过传播交流的文化不具有社会意义。档案文化传播的阵地在于档案部门，因此档案界内需要加强文化的交流和共享，同时也需要持有借鉴的虔诚态度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完善自身。更为重要的是与公众的交流，对公众文化需求的了解并满足，这不仅是档案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也是实现公众档案文化权利最为直接的途径。

3、公众档案文化权利的活跃普适

文化自觉不仅涉及提供主体的文化意识，客体的文化意识也相关在内，这一现实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在档案文化权利的实现过程中，政府和档案部门具有责任主体上的文化自觉主动性，主要体现在实现并保障公众的文化享有权。针对公众而言，参与档案文化创造、完善档案文化建设以及档案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体现，也是公民责任与义务的要求所在。

档案文化权利的实现与普及是一个国家与公民共建、互动的双向过程。而我国缺乏文化权利的传统，公民文化权利意识薄弱，文化权利的活跃仅仅依靠政府和档案部门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公众的回应和积极参与。尤其在档案文化的创造、建设、保护和传承中，公众是最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群体，构建档案文化评价体系和指标，履行监督职能，这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文化管理与文化服务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