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四条疑问，即“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从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中，只怕难以寻找答案。因为从今存互相矛盾的记载看，秦桧前后说法不一，其实是谎话不圆，而不得不屡易其说，而《北征纪实》则是最后的定稿。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载：

“秦桧入见。……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翊日引对。”

何宗礼先生说“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其实，宋代的官史除会要外，都已佚失，但上引《要录》的记载，应视为今存较原始者，何宗礼先生似不应视而不见。此外，《宋史》卷473《秦桧传》大致是抄自南宋修撰的纪传体《中兴四朝国史》，此传说：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何)、(孙)傅、①《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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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桧的南归之说最初就讲得合情合理，就没有那么多人引起怀疑了。何宗礼先生对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提出的第四条疑问，正在于自己没有认真阅读史料。《卢溪文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载，向子　对胡安国说：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①

研究秦桧南归，必须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后跨四个年度的相关记载。何忠礼先生写道：“尔后，金太宗‘高其节’，以赐其弟左监军挞懒为任用。”“高其节”三字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尽管是古代史书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倾向性还是十分明显。实际上，“高其节”当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用语应是“变节”。同时被俘的宋朝官员到北方后，都守节不屈，而秦桧却是唯一的例外。《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载：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虏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惟秦桧依达懒，居留弗遣。”

时显州已升广宁府，②此处仍沿用旧名，为今东北辽宁北镇县。陈过庭等人被流放到那里受苦，唯独秦桧却“依达懒”，而留在号称“东朝廷”所在地的燕京。③这是被俘宋人的记录，可见秦桧在充当俘虏当年，即很快变节投敌。《鄂国金?续编》卷20《鄂王传》记述秦桧的事迹，固然有综合其他记载的成份，此处不必赘录，单引不见于他书的一条记录：

“亲王(郓王赵)楷府卒有自虏中逃归者，时虏方来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吴，尝言之蜀人，谓兀术尝招桧饮，其家亦与焉。兀术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桧夫妇得归，　　嗟叹，亦有掩泣者，兀术曰：‘汝辈安得比秦中丞家!’”

完颜兀术是以主战著称的，秦桧居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与“左右侍酒”的赵宋“贵戚王公之姬妾”适成鲜明对照，亦足见秦桧在女真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洪适(音kuo)所撰其父洪皓行状，今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221和《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①此条为《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所引用。《要录》作向子　。②《金史》卷24《地理志》。③“东朝廷”之说见《会编》卷45《金虏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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