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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初步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从新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革命和建设中心任务，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从而保证中共率领中国人民在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重温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执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夺取全国政权后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以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利益为自己政纲的共产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党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政党执掌政权，即是控制议会、操纵舆论，通过议会使自己政党的纲领成为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依据，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却不那么重要。而对于通过激烈革命斗争方式，最终得到广大人民真心拥护才成为执政党的中共来说，这却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只是为实现自己多年追求的强国富民的理想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执政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变化，从破坏一个旧政权转到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其难度远远超过前者，一些党员干部并不完全适应这一艰巨任务的要求。由于执政党，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变化，一些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倾向。由于执政，党发展的客观条件发生巨大变化，过去恶劣的生存环境对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无形的严格监督，党的发展受到客观的自然限制，而现在入党不仅不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相反则藉此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一定的权力，获得许多个人利益，于是投机分子就会涌入党内。也就是说，中共执政后，一方面能够凭借政权的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又非常容易使党的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甚至滥用职权的危险，从而使党的内部遭到腐蚀而导致失败。因此，执政党的建设成为比民主革命时期更为重要和更为艰巨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这一艰巨的任务具有清醒的认识。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惕敌人“糖衣炮弹”攻击的警示，提出要将“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任弼时也在会上提出，要使全党同志“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注：《任弼时选集》，第473页。)刘少奇于1948年12月，在为马列学院党员讲话时指出：“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

正由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地位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有着深刻认识，因此，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随之同步进行，丝毫没有滞后。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的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特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这一决定，制定工作细则，并陆续建立各地方、各部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90页。)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中共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中共还对个别领导人打击报复批评者的错误行为给予严厉的处分，这对建国初期保持良好的党风政风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执政后，自身现状有不少地方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不相适应，党的自身建设在思想、作风和组织上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有些党员因为革命胜利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工作上消极疲沓，生活上贪图享受;有些党员则以功臣自居，争待遇、争享受;还有些党员在工作作风上产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习气，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为了克服和纠正党内这些不良倾向，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强调指出：“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7页。)足见毛泽东对整顿党风运动的重视。5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要求“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44页。)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再次研究全党的整风问题。毛泽东在6月6日代表政治局向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把整党问题列为争取国民经济好转必须作好的八项工作中的重要一项。指出：“全党应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注：《毛泽东文集》第6册，第72页。)这次整风紧紧抓住解决领导作风上的问题，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通过整风，整顿了干部的思想作风，使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了较大改进，个别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行为受到批判和严肃处理。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同民主人士的合作。

这次整风没有涉及党的基层组织，但是整风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基层组织和部分党员存在着比较严重和比较普遍的问题。1951年2月中旬，中共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研究整顿党的队伍问题。这次整党的重点放在基层。会议责成刘少奇具体领导这次整党工作。

为了具体贯彻落实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整党的决定，刘少奇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负责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时，提高党员条件的问题。会议开始时，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他详细分析了中共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及所存在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他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强调执政党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否则就会有大批落后分子、投机分子混入党内，这对于党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共产党员的8项条件，对整党的具体部署作了安排。经过这次整党，中共的组织更加纯洁，党员的质量和党组织的战斗力更加提高，干部作风有所改进。

结合这次整党，毛泽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这对中共各级组织是一次实际而有效的整顿，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对执政党建设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建国初期，由于中共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对国民党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人员又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其中一些人承袭国民党的腐败作风，利用各种机会盗窃国家财产，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大量施政“五毒”，党内少数人经不起腐蚀而开始堕落，甚至蜕化变质，沦为犯罪分子。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直至枪毙如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并着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有效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普遍的教育。在“三反”运动后期，中共制订了《惩治贪污条例》，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生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这一文件都作了精心修改。这次整党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效地遏制了中共在掌握政权初期所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党风和社会风气全面好转，旧中国那种腐败黑暗的官场作风为之一扫。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开创了中共作为执政党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使建国初期的社会风尚成为中共历史上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共的威信空前提高，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建国初期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巨变的顺利实现，争取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