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威廉希尔app 为您提供历史学论文范文参考，以及历史学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写作中的难题。

中国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使当时各文学派别的文学观念都明显地带有  政治倾向性。这直接影响到3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文学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30年  代文学论争中的各方，所持的观点往往并非出自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  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  略。政治化思维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在中国20世纪文学  的发展中，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症  结可以从30年代找到源头。在其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从文学论争、文学讨论  乃至文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文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揭示和研究  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维，分析其形成的根源，对加深理解30年代文学的整体状  况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30年代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各政治派别相互之间的严重疏离  。广大社会成员对国民党的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  ;在这种状况下，民众的政治取向是多头的。30年代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施行一系列文  化控制方略来扼制这种多头政治取向的势头，却反而引发了来自各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  政治文化反弹。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  们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又由于各权力客体之间因其代  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阶层，他们所持的政治见解也相去较远，因而，各  派纷纷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此，30年代的文学  论争，事实上往往是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一个窗  口。也正因为如此，30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都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  化潜因，人们在文学论争中看问题的角度也首先是政治的角度，而非纯文学的角度。

因为在论争者看来，文学问题事实上已非关文学本身，而关系到自己的政治意愿的表  达和政治见解的阐释。因此，参与论争，是获得政治发言权的极其重要的也许是惟一的  机会。30年代文学论争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兴趣，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政治的  热情和政治的兴趣。但是，当文学的目的完全政治化，文学的言说一旦被系统化为政治  话语，就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与专一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用来阐发或攻击某  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被用来阐发或反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合法性。因此，30年代的许多  文学论争，事实上都明显表现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借文学表达政治意愿的话语权的  斗争。

争夺话语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获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  权利。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能引领、甚至拥有这个时代。这  一点，在30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那里，对此都是非常明白的。国民党在获得政权以后，并  没有忘记对这种政治话语权的控制。他们先是提倡“三民主义文学”，但由于“四·一  二”之使“三民主义”蒙羞，“三民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面对日盛  的“普罗文学”的声浪，他们又抬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试图用“民族意识”  、“民族精神”来抵抗来自左翼文坛的“阶级论”话语。“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为现实  政治权力作辩护，理所当然地要向传统的政治经典找寻合适的政治语言，这是因为中国  传统的政治经典中所充斥的内容基本上是立足于阐述现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政治语言。  直到1934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作为统治者话语的中心内容仍是传统的“四维”、  “八德”。与此针锋相对，左翼文坛再次掀起大众语的讨论。大众语的讨论，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是30年代文学论争中不多见的。国民党以正统自居，故思想、语言要复古  ;左翼以劳动阶级、广大群众为旗帜，故语言要大众化，这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争夺话语  权的斗争。“大众”一词，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最时髦，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言。“大众化  ”的讨论，不仅成了左翼文坛针对统治者的话语武器，而且也使得左翼文坛因此而得以  靠着“大众”、“群体”的力量，引领了整个时代。

在这种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排他性是其重要的思维特征之一。例如，在“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即1927年下半年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恢复创造社及其刊  物时，曾想联合鲁迅来写文章，郑伯奇还去找过鲁迅，并在广告上也登出鲁迅的名字。  但正在这时，创造社新进的人们，即李初犁等从日本回国了，他们不赞成联合鲁迅，并  且决定把鲁迅作为批判的主要目标。那么，为什么这几个年轻人要反对鲁迅?为什么几  个年轻人能左右整个创造社(包括创造社的许多元老)?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  为争夺文坛话语权而必然导致的排他性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刚从日本回国的激进青  年，面对的是国内经过十年整合已成格局的文坛，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稚嫩的声音会淹  没在诸多文坛宿将们耀眼的声名之下，他们要获取独立的话语权，要使自己的声音成为  众声喧哗中的最强音，就不能不以攻击文坛话语的权威为其开端。鲁迅的公认的文坛地  位，就使他成了创造社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们首选的要跨越的对象。“创造社改变方  向”后“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  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  注：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天轨列车》1928年9月25日。)很明显，创  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首先拿鲁迅开刀，其中无疑包含着取代鲁迅文坛霸  主的地位，使自己的言论成为文坛强势话语的策略性考虑。

争夺话语权，就难免要将自己的言说营构成某种强势话语，以便给论争对手造成一种  压力。梁实秋几十年后对30年代他与左翼文坛的论争仍耿耿于怀：“我发现所谓普罗文  学运动，不是一种文学运动，是利用文学做武器的一种政治运动”。后来“撤消”了“  ‘普罗文学’这一名义，实质的想在文学领域争取领导位置的运动仍旧进行，换一个方  式进行到另一个阶段罢了”。(注：转引自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台湾中华书局印  )第51—52页。)梁实秋的话的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们争夺文坛领导权的  政治意图，但他的这种对于“革命文学”即将形成的强势话语压力感，又从反面昭示了  他本人对权威话语的看重。因为这场争论的开始，是缘于他们难以忍受“思想上有了绝  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他们要以文坛正统派的姿态来“纠正时尚”，捍卫  文坛的“尊严和健康”。(注：梁实秋：《<新月>前后》、《谈徐志摩》，《梁实秋文  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的强势话语面前，  难以以自己的意愿来重整文坛，他们的压力感中多少包含了自己难以获得文坛霸主地位  ，难以获得话语霸权的遗憾感和失落感。

“自由人”胡秋原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也曾感觉到了一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他在  《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认为，“普罗文艺”中有“主观地过剩”的“政治主张”。(注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4期(1932年4月)。)胡秋原曾一再声称，  并不反对普罗文学，“承认普罗文学存在的权利”。而二者之间之所以发生论争，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争夺话语权。胡秋原打出的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  号，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强化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线”，  “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偏曲倾向”。(注：胡秋原：《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  争》，《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这之所以没有得到同样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左翼作家的认可，是因为左翼作家与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连苏汶也看得出胡秋原与左翼作家之间“两种马克思主义是愈趋愈远，几乎背道而驰了  ”。(注：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  月)。)左翼文坛要获得政治文化上的强势话语权，就不能丢弃理论的阐释权，就不能不  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

在30年代的诸多文学论争中，许多人都曾作为论争的一方，感到了来自左翼文坛的强  势话语的压力。例如苏汶就曾认为，左翼文坛常常“借革命来压服人”，拒绝“中立的  作品”，把文学内容限制到“无可伸缩的地步”等等。(注：苏汶：《“第三种人”的  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再  如，沈从文在“反差不多”论争中认为，文艺只有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  ’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而“另一种‘一尊独占’”，  显然是指左翼文坛。(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  又如，林语堂在小品文论争中，面对来自左翼文坛的强势批评，表示了这样的不满情绪  ：“《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  何关救国?”(注：林语堂：《今文八弊》，《人间世》第27、28、29期(1935年5—6月)  。)“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的罪名”。(注：林语堂  ：《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30日，5月31日。)毋庸置疑，上  述左翼文坛的论争对手们的种种报怨其实都带有某种政治情绪，其言论未必公允，未必  正确。但这些言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左翼文坛事实上在当时的几乎所有论争中，都  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对论争对手构成了强势话语的压力。这里用语义政治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左翼文坛获得了“权力话语”。(注：根据语义政治学理论对“权力话语”的  解释，所谓权力话语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具有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  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潜在欲望与能力的话语。)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获得，才使  左翼文坛牢牢雄踞于霸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30年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  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注：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  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更公允地来评价30年代的一场场文学论争中的是非  功过，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  果没有获得话语权的自觉意识，没有一种对于营构强势话语的潜在政治欲望与能力，其  结果，很可能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之下的万马齐喑。左翼文坛，依靠营构  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了文坛霸主地位。这固然对其他论争对手构成了某种压力，但左  翼群体站在权力客体位置上对权力主体构成的威慑力量，为同处于权力客体的其他亚政  治文化群体争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营构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文化上的主导  地位，这正是左翼文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学家人格的政治化。许多作家，  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的事业，但却对政治非常投入，或者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以“政治  ”考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政治文化的一大功能  是把‘文化人’塑造成‘政治文化人’”(注：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  社，1992年，第24页。)，身处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政治心理的积存越来越丰厚，  在政治心理的潜在支配下进行活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从30年代文学论  争中的表现来看，多数作家未能避免成为“政治文化人”。许多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论  争中，其政治意识不断加强，甚至对自己的文学见解等也表现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  态度，以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就连茅盾、鲁迅也不例外。例如茅盾，  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论争中坚持的许多观点，在其后的一些论争中不仅不再坚持  ，反而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否定。在对待“五四”的评价上，观点明显发生的变化，其中  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意识的迅速加强。他的《“五四”运动的检讨》，是向“左联”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的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无论是从政治理论的运用  ，鲜明的政治见解的阐释和从政治角度发言的口吻，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政治的投入。

再如鲁迅，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受到“围攻”，曾产生非常愤激的不满情  绪，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  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界之一  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尽管如此，鲁迅多年之后却是从政治、革命的  高度来认识这场论争的，他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  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  关忍受。”(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cūn@①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  迅全集》第4卷，第628页。)这种态度和认识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文化人的胸襟。在30年  代一系列的论争中，我们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许多见解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种出于政治  的考虑且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中，鲁迅就有一个由担心大众  化“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到终于完全站在大众文艺立场上的过程，最终甚  至不惜拔高一些通俗文艺形式的意义(如连环画等等)。尤其是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  ，鲁迅坚持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表明了他  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国防文学”口号相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  关注民族矛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阶级矛盾，这里包含了对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  权的重视。这显出鲁迅作为政治文化人的政治远见。

“政治文化人”的特点集中体现为思维的政治化。普遍的政治化思维弥漫在30年代的  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成为30年代文学论争的显著标识。

政治化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论争中的实用主义。借用霍布豪斯《自由主义》中的  话来说，那些实现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  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注：霍布豪  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页。)。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双方的  目的常常是仅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而并不注意去寻找大  家普遍能接受的某种真理。所以，没有一次论争最后是哪一方通过讲清道理，以其自身  理论的真理性使对手真正心服口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争的兴起、结束，大家  所依据、所服从的也不是学理性的规则，而是政治的需要。例如“革命文学”论争，双  方的开战，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联合对鲁迅的批评，是一  种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注：参见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而创造社、太阳  社与鲁迅双方的最终握手，也是服从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服从了政治的需要。据冯乃超  讲，“为什么停止围攻鲁迅，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当时中央宣传部长)转达过党的  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注：冯乃超：《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冯乃超  文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79页。)也就是说论争的当事人不管在论  争中表现如何，使用什么样的言词，有什么理论的阐发，但决定论争进程和结果的，并  不是论争的内容和理论探讨的深度，也不在于谁真正完全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而在于政  治的需要。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有类似的情况，当论争刚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是因为张闻天化名哥特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中对左翼文坛排斥“同  路人”的“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此文一出，左翼文坛的调子便马上翻转过来，  多数言论立即从团结“同路人”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第三种人”，直到“第三种人”正  式“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之前，左翼文坛与“第三种人”的论争其实已接近  收场。这一论争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出，论争的走向，并不是依据是非观点的是否  明确，不在于理论探讨的进展。与理论的正确与否相比，当时的人们也许更相信、更愿  意服从的是政治权威，是人们政治化思维中的政治实用主义支配着人们在论争中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