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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上海文坛，有三个女作家最引人注目：张爱玲、苏青、施济美。张爱玲与苏 青现在已大红大紫，独有施济美却依然不被人注意。关于这一点，十二年前，梁永先生 就曾经在《文艺报》发文表示感慨(注：梁永《东吴派与女作家施济美》，《文艺报· 文海钩沉》，1990年11月24日。)，今天，笔者之所以再次为这一作家呼吁，实在是由 于为作家严肃的生活态度、高雅的人生追求，独特的艺术成就而折服。
广为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当事人所知，施济美是当时“东吴派女作家群”中成就最大 的一个(注：胡山源《文坛管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页。)，特别是 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上海一家刊物向上海青年学生调查‘我最爱的一位作家’，施济 美的得票紧随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名列第四”(注：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 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当年发表施济美大量作 品的《幸福》、《春秋》杂志的主编沈寂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风云人生》一书中撰文 《施济美魂归何处》，曰：“施济美是四十年代驰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她的小说 不是使人们随着世俗而沉落，而是经受磨难后的思想感情的升华，她发表的《爱的胜利 》、《嘉陵江上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引起读者共鸣、喜爱和赞赏， 她成了拥有广大读者的女作家。所有杂志都因有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注：沈 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当时，有人为女作家的 作品所折服，竟公开声明自己是“施谜”(注：钱理群等《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 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施济美(1920——1968)，小名梅子，曾用名薛采蘩，笔名方洋、梅寄诗等。祖籍浙江 绍兴，生于北京，长于扬州，在上海读完中学、大学，并在上海生活，终其一生。其父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成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 。其祖父晚年常常吟咏陆放翁临死前的遗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 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现出深沉的爱国情感，给童年时的施济美留下深 刻的印象。施济美有着与《红楼梦》中相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一家人又都有很高的文化 程度，其父、祖父不必说，其母作为名门闺秀，熟读诗词，擅长书法，又从小激发了她 的艺术天赋(注：沈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
施济美是一个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都极为严肃的作家，她并不认同张爱玲、苏青、予 且等人津津乐道的都市市民人生哲学。她不汲汲于世俗的物与欲，她反抗世俗，坚持理 想。她对世俗中的上海“都市漩流”始终充满一种厌憎感和陌生感。说：“上海似乎永 远只是上海而已，不知究属哪一个国度。”(注：施济美《郊@①两题》，《春秋》，第 1年8期，1944年5月号。)她把自己置身其中的地方称作“一个坏地方，比监狱都更坏的 地方。”(注：施济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1948年10月5日。) 上海沦陷期间，张爱玲漠视民族大义，与文化汉奸胡兰成发生“乱世之恋”;苏青离婚 后，为了生活，格调放得更低，经常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客厅，为时人 所垢病。施济美则始终坚持民族尊严、民族意识。她严格遵守胡山源指导下“愚社”成 员“提倡气节”，“彼此砥砺，不当汉奸”的做人原则(注：胡山源《文坛管窥》，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页。)，从不在有敌伪嫌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注：陈 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209页和357—382页 。)。甚至为参加抗日活动，竟一度遭受日军追捕。以后的岁月里，主要靠做中学教师 为生。她的一生虽没有大的搏击，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但她对理想、爱情、信念始 终保持不懈的追求。直至“文革”中含冤自杀(注：沈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 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
施济美中学时代即开始习作，1943年8月在《春秋》第1年第1期上发表的小说《别》( 谭正璧认为是“一篇散文”(注：谭正璧《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太平书局，1944 年版。))就是写她中学时代与同学相互激励、欣然写作的情景。作为其精神气质的表征 ，其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世俗“都市漩流”的背离。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她在公开出 版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41年9月1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二期上发表的《 晚霞的余韵》，写一个风尘中女子在民族危难之际，舍弃个人享受，奔赴抗日战场。以 后的小说《万里长城之月》借北国古长城展开师兄弟两人深刻的心灵对话：一个是当局 的警察，一个是当局要缉拿的“逃犯”。小说为社会公正丧失后人生存的悲绝处境而深 叹。《爱的胜利》把人物活动的背景安排在一片汪洋的大海边，在碧蓝色的大海和碧蓝 色的天空辉映下，一对少年好朋友凭相互的信任、相互的爱和牺牲把两家的宿怨一笔勾 消。《大地之春》简直就是一首农村田园生活的赞美曲。与此相对，其另一类小说则深 刻揭示人在世俗都市漩流中心灵的扭曲、人格的异化。《蓝天使》中的阮引芬开始向世 俗探视，《马莉玛》中的马莉玛变成一个俗气十足的女子。《十二金钗》(原名《群莺 乱飞》)中的傅安尼、李楠孙为了成为“上海的女人”，极力扭曲自己，推销自己，变 卖自己;特别是胡太太彻底被世俗都市漩流所击垮，人物心理和性格都发生180度的大 转弯，抨击“名誉、事业、志向、人格、学问、爱情、理想”等等，认为这一切“全是 假的，书呆子骗人的鬼话，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什么有用呢?“金钱”!欲望浸泡中 的金钱!“人活在这世上，只有钱才靠得住，尤其在这种年头儿。”她仇视一切比她有 钱的人，她又巴结一切比她有钱的人。胡太太人越来越瘦，而心却越来越疯狂了。胡太 太这一人物形象，对于当时的上海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存在。
最能传达施济美精神追求的小说有两类：一类写世俗“都市漩流”中现代知识女性对 于精神家园的“最后”守望。这类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悲剧和喜剧 》(原名《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现代女性真爱的悬空，《紫色的罂粟花》写现代女性对 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秦湘流》(原名《我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写现代女性在男性中 心世界逼迫下再次出走，《三年》(原名《圣琼娜的黄昏》)和《凤仪园》均写男性精神 同盟者之不可能。特别是风情万种的《凤仪园》，小说通过冯太太对康平的失望与怀疑 深刻传达了现代女性对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同时也写出人在非理性命运面前的根本困 境。施济美这类小说，其主人公大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都受过很好的新式教育，都坚 持理想、信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她们坚持灵魂高于一切，坚持不 堕落，她们有意拉开一定距离，站在一个不入格、不入流的边缘地带，通过对理想、信 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与世俗的都市人生对抗。随着作家 对生活体认的深入，小说中现代女性命运的悲绝感也越来越强。这类小说深刻传达了现 代知识女性精神上的无着落感、寂寞感、孤独感。另一类写“都市漩流”之外古老乡镇 下层特别是下层女性对于悲绝而又卑微命运的默默担当。《鬼月》在精神上依然承继《 紫色的罂粟花》、《秦湘流》等小说，写古老乡镇下层女性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生存环 境的绝望;《莫愁巷》则达到了对于这种“绝望”的超越。《莫愁巷》中，下层人们特 别是下层女性所遭受的困厄和痛苦命运已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久的，无期限的，且 广大无边的。为此，作家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头：“莫愁巷原是神仙的家乡，以日 为门，以月为窗，七彩长虹做成桥梁，星星在孔雀蓝的天幕上缀着凡夫俗子所不能识的 三个字——莫愁巷：青玉的高墙上，镶嵌了琥珀花，翡翠叶，玛瑙枝，珊瑚朵......水 晶砌成的街道，紫檀箫和黄金笛，合奏出缥缈的美而且乐的仙音，飘舞的花瓣似连绵不 息的雨点，长日，长夜，长年——这儿没有死亡和不幸，丑恶和肮脏成了没用的字，眼 泪和痛苦也变得无意义;只有绿水青山的美，历久弥新的辉煌，千古不灭的芬芳。但是 有一天，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以前，莫愁巷的神仙们忽然异想天开，觉得他们的家 乡，极乐尽善，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缺少人的气息。”于是他们就把莫愁巷“贬谪到 人间”，这里，“故有的馨香已经遥远，这儿只充满了贫穷，卑陋，丑恶，眼泪，和不 快，可憎而又可恶的肮脏气息;——红尘的味道，人的气息;因为人的故事就是肮脏的 ，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可怜的，并且人的故事多半是用眼泪写起来的。”(注：施济美《 莫愁巷》，《幸福》，第2年5期，1948年5月5日。)小说就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河流 里和无边的生存空间里，通过典型生活细节的描写、多组人物形象的刻划，写出莫愁巷 这群小人物悲苦的命运。阅读作品，我们发现，面对一个大的不可战胜的悲剧命运，作 家笔下这群小人物不是分裂，而是团结，不是逃避，而是默默承受、担当。他(她)们的 生活中有阴暗，也有光亮，有哭声，也有笑声，他(她)们不仅敢于“向生而死”，而且 敢于“向死而生”。作家在彰显他(她)们身上原始、麻木、愚昧、落后等民族劣根性的 同时，也在挖掘他(她)们身上勤劳、质朴、善良等民族优良品质，对于他(她)们在千年 重压下、重重包围中敢于默默担当其悲苦命运的坚忍与耐性做无声的赞美和感叹。作家 显然通过她笔下人物的抒写，表达了自己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