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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沪上象牙塔

从《雨，沙沙沙》到《本次列车终点站》，从《小鲍庄》到“三恋”，从《叔叔的故  事》到《纪实与虚构》，从《长恨歌》到《富萍》，王安忆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写作状  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小说家能像她一样在高密度的写作状态中一以贯  之。王安忆的勤奋几乎是无法攀比的。她的生活似乎简单得只剩下写作这一桩事儿。萨  特在那本题为《词语》的自传中将自己的一生提炼为两个词：读与写。每次谈论王安忆  ，《词语》就会适时地进入脑海与思维。就王安忆而言，读，尤其是写，就是对她生活  方式与存在方式的命名。实际上，正因为写作，她看似简单的生活其实又透着美轮美奂  的丰富底色。

王安忆的聪明是公认的。她赶上了新时期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她并不总是每  个潮流的始作俑者，但每一次潮起之后她总是被发现站在浪尖上。她海绵一样巨大的吸  纳力，使她总是能将同行的优点汇聚成她个人的超拔之处。尽管她在著名的“四不要主  义”的写作宣言中声称“不要风格”，但二十多年来的不断蜕变，她化蛹为蝶，自成一  脉。她标志性的文体，恒定而醒目，就像她自己作为沪上的文化标志一样，令人过目难  忘。也许不会有人去讨论王安忆小说与《百合花》之间在文学上的血脉关系，就好像人  们并不关心王安忆与茹志娟之间的生命关系一样;对于一个心性很高的作家来说，任何  一个出现在王安忆前面的文学目标，都是她必须要超越的，不管是《百合花》还是茹志  娟。她在对目标的超越中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现在，她已经作为某种偶像让人竞相效  仿。她现在需要超越的是她自己了。

早期的写作中，王安忆沉浸在一种外在的诗意经营里，她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期待某个  意外时刻的到来。从《小鲍庄》开始，她着实意识到了文化寓言所承载的思想力量。她  开始进入一种庞杂的写作体系中，技术与思想的纠缠使她早期的诗意写作变得模糊并最  终被淹没。我以为，她后来的写作是一种“临界写作”，她在多种相峙的写作原则之间  游走，既有自然主义的工笔，又有表现主义的写意，既精耕细作，又随心所欲。她的写  作又是一种“无机写作”，既反对象征主义的联想，又拒绝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  她喜欢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喜欢用相对主义消解看似坚硬的“确定性”，她毫无疑问地  希望每一个进入她的小说世界的读者在艺术思维与价值判断上永远地停留在无机的散乱  状态。

王安忆最早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是她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所引发的多层内涵  的争议。在那些小说里，“性”被刻意抽象，被当成一种支配性的物质力量而存在。“  性”不仅是某种功利企图的出发点，是失缰的利比多，同时，“性”也是升华力量本身  。所有的心灵都经由“性”而挣脱了利益羁绊，进入澄明之境。这些小说让人认识到了  王安忆的人生智慧。此后，在《叔叔的故事》及《纪实与虚构》里，她的叙事智慧也再  度被认可，她绵密稠厚的叙述风格完全浇铸成型，她开始以自己对存在的细微体悟，借  助逻辑力量推演出一个庞大的虚构世界。她开始充分地享受着作家所专有的“虚构的权  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方兴未艾的“女性文学”纳入视域。但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对王安忆的读解总是那么皮相。王安忆本人也慎谈这个话题。在她看  来，在中国，男人女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她并不在写作中戳露所谓的“厌男  症”。她对女性的理解极为中国化。她在阐明自己的性别立场时，并不同时为自己树立  一个男性的假想敌。她的世界显然要大得多，并且坚定地表示着她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无  畏与承担。正如她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所说的：我如此地关注自我和内心，并不意味着  我对这个世界背过身去。

恐怕事先不会有人想到，上海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其标志性文化人物会落在两个女  性的身上：半个多世纪前是张爱玲，而今是王安忆。上海活在她们用鲜血滋养的文字里  ，因此也就活在永恒里。

韩东：反标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里，余华、苏童是一种类型，韩东、朱文是另一种类型。前  者尽管以“先锋”命名，但他们的文学生命里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传统的深重烙痕。后  者则复杂得多，也尖锐得多，他们的存在意味着现代汉语写作在90年代出现了另一次革  命性的断裂。这一次，被割断的，既有意识形态的惯例，也有我们曾引以为豪的文学传  统。

由于对朦胧诗的过度偏爱，我一度拒绝阅读北岛、舒婷之后的“第三代诗”。因此我  错过了在第一时间认识和了解韩东。80年代中期的韩东意气风发地与一大批校园诗人一  起高喊“PASS北岛”的口号，试图矗立起现代中国诗歌的另一座高峰。他们的努力，让  人想起宋代文人殚精竭虑超越唐诗的情景，尽管那情景模糊不清，且无细节可言。他们  的努力渐渐地在日常主义、平民化的价值取向上，在反优雅、反精致的形式取向上固定  下来。韩东一代的诗人最早引领中国文学进入“后现代状况”。我是在读了韩东的小说  之后才回头读他的诗的。他的诗和小说同样吸引了我，并给了我某种震撼。但他的小说  与诗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写作风格。他的小说像玉雕一样精致圆润，而诗则充满了一种慵  懒的气息。然而，无论是诗，还是小说，甚至他的那些铮铮作响的散文，都是对于我们  这个名教社会的一种蔑视、一种嘲弄、一种谋杀。掩卷而思，许多人都无法想象，韩东  曾是高校的马列教员。我不知道他在那样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些什么。也许他讲UFO，  讲所有他喜欢的神秘之物。

韩东是上世纪70年代著名作家方之的儿子。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之间在血缘上尽  管只有一代之隔，但在文学上却远不止这样的距离。他们是相差好几代的作家。如果说  他们之间在文学上有什么继承关系的话，那就是他们对细节的敏感与周全。当然，对文  学的共同的真诚是不言而喻的。方之喜欢用一种张力式的风格写作，比如他的《内奸》  ，就用一种轻喜剧的俏皮调式叙写命运悲剧，俏皮与怆痛之间的张力就很具震撼。韩东  的风格则沉静得多，有哲学风格，智慧闪烁。他也常用张力式写作，但他使用另一种张  力组合形式。比如他的《交叉跑动》，用一种极其肉欲的方式表达一种柏拉图式纯粹的  爱情。当然，韩东的主题与形式更具变化。他是个多面手，他所涉猎的题材有着他写诗  时的日常主义倾向，而他所开掘的主题则显示了他所受过的哲学训练。他最早引起人们  注意的小说《反标》，是关于语言的，关于语言在某个特定时刻所具有的扼杀力。他最  早引起争议的《障碍》，则是关于“爱情力学”的，在那个故事里，欲望成为法则本身  ，并成为“叙事法则”。

在读过《交叉跑动》之后不久我去了南京，在东南大学的一侧，我看到他小说里写到  的那座人行天桥，并想象了那次引发故事的车祸。我对韩东的身上互融交汇的敏感、睿  智有了更真切的理解。那时候，关于“断裂”的争论还在继续，韩东仍然在四面出击，  同时也在四面招架。不管怎么说，在反抗现行的文学秩序这一点上，60年代出生的一代  总是能取得共识。我不掩饰我对韩东的精神声援。尽管韩东一代的作家仍然不能全面地  代表60年代出生的一代，但我相信，在韩东这样的自由作家身上才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所  能达到的自由状态。

陈染：另一扇打开的门

陈染在文学上的成长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她引起  我的注意是1988年，当时我读了她的后来改名叫《纸片儿》的一个中篇小说。那是一部  现代《聊斋》，它诡异的气息让人惊叹不已。我个人在阅读中十分注意作家的语言能力  ，而当时年轻的陈染便以丰润饱满的语感和娴熟轻灵的语言驾驭力，让人感觉到了她深  厚的艺术潜力。之后不久我读了她出道时的那些小说，是我所熟悉的刘索拉式的青春宣  泄，肆意张扬个性主义的启蒙语录。这些小说尽管没有达到刘索拉那样的周全与深刻，  但依然透着某种叙事睿智，以及属于陈染个人风格的充满氛围感的场景描述与情绪渲染  。90年代她再度引起我的注意时，她已然是引领风骚的一代才女，在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我之前没能预见到她日后在艺术取向上的巨大转捩。而今逆想，她早期个性主义的  写作主张，非现实或超现实的题材型态，只需适当的酝酿，便会绽出今日私语化的写作  风格与激进的性别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