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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定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宜;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稔熟,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来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

在这紧张的会谈期间,四位老人都提出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当即答复: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同时,他还致电叶剑英市长: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就这样,他们在刘仲华的陪同下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深受古国文明的影响,向以尊老敬贤为美德。因此,他首先看望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并和他们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又很是实在地说道:“你们几位老人为了国家统一、和平而来,我首先代表共产党感谢你们。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一向是爱好和平的,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重开和谈的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再其次,说到南北通航、通邮、通电等具体事项,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四位老人有什么需要我答复的,尽管提问。”

颜惠庆一生不知出席过多少次各类名目的会谈,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愉悦。当他想到此行的目的,遂又客气地问道:“我们虽然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但毕竟是受李代总统所委托,回去后应当向他有个交待吧?”

“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先生:我们同意与他的政府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时,还可以告诉他:要当机立断,速议速决,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毛泽东讲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但他的语气却是和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