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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进程 中,诞生于西方的宪政也逐渐被引入并得以实 践。1912年前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 力量,都曾围绕宪政问题展开过政治活动。分析 这一时期宪政在中国的实践历史,对于人们认清 近代中国国情与政治体制变革的路径,具有重要 资鉴意义。

一、清政府预备立宪活动的破产 近年来,在清末预备立宪的问题上,有观点认 为,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 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还有观点认为我们在20世 纪90年代所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 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 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 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以上看法实未洞悉 预备立宪的方向与实质,且将两种截然不同性质 的旨在加强君权的预备立宪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混为一谈。

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社会危机加 剧。为了抵制革命,稳固统治,清廷被迫从1906 年开始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活动。对 于实行了两千余年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中国而 言,要仿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确实是前所未有 的大事件。但仔细分析预备立宪的宗旨与动机, 则会发现这一改革并不符合由专制走向民主的时 代潮流。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 行厘定官制谕》,提出预备立宪的宗旨:“大权统 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 基。” [1](P44) “大权统于朝廷”体现出清廷借预备立 宪之机加强君权的意图,这也是推行预备立宪的 先决政治条件。

预备立宪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论 争,赞成与反对者皆有。1906年,载泽的一封密 折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重视,并促使她决心预备 立宪。载泽在密折中说:“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 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 [1](P173) 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立宪的三大利处:皇位永固、外患渐 轻、内乱可弭。这最能消解慈禧太后在立宪问题 上的犹疑。载泽在日本考察政治期间,曾与日相 伊藤博文谈论宪法。载泽问“:立宪后于君主国政 体有无窒碍?”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 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 [2](P579) 君权不被 侵损始终是清统治者至为关注的问题,预备立宪 的开展即奉此为圭臬。 清廷虽宣称“庶政公诸舆论”,实际做法却恰 恰相反。革命派、立宪派对此均有批评。1909 年,革命派时评指出“:今也不然,日言庶政公诸舆 论,而实则锁闭封扃,不欲民知,甚于专制之日 也。” [3](P101) 1911年,立宪派张謇说:“立宪之诏下, 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舆情, 抑摧士论。” [4](卷3,P40) 清统治者也对这一情况有所 承认,载沣请辞监国摄政王之位时坦言:“自摄政 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 言,弊蠹因而丛积。” [5](P416) 预备立宪并非实现君民 一体、呼吸相通“,庶政公诸舆论”走向反面。

在各方力量的推促下,清廷于1908年颁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但这些 预备立宪的“成果”,根本不符合国人对君主立宪 的企望。《钦定宪法大纲》包括“君上大权”十四款, 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九款。观其内容,清帝的权 力有强化之势且不受任何约束。宪政编查馆和资 政院强调:“立法行政司法,则皆综揽于君上统治 之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 兼以保护臣民者也。”清廷始终将巩固君权 放在首位,所谓的“臣民权利”只不过是虚假的附 带和装饰。考察日本宪政的达寿说“:臣民权利自 由,实不过徒饰宪法上之外观,聊备体裁,以慰民 望已耳。”“臣民权利自由”只是为了拼凑“宪 法”形式上的完整而敷衍国人。章太炎指责:“推 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 室尊严是急。” [7](P100) “虚君共和”是君主立宪之通 例,但这个大纲丝毫没有“虚君”的迹象,倒是处处 加强君权。时论批评它“不过完全一种专制法 律” [7](P685) 。

1911年10月6日,清廷又仓皇以宪法 十九条宣告太庙。这十九条内容在当时可实施与 否已无从验证,历史不再给清廷留有机会,“宪法 信条,若宣布于各省代表要求速开国会之时,岂不 为国民所庆祝?今已晚矣” [8](P256) 。 责任内阁暴露了清廷在立宪问题上无诚意。 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占了9人且身居要职;汉 人4名,多属不重要职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7 人,故此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它的成立违 背了皇室亲贵不能出任政府要职的君主立宪精 神,充分说明清廷加强皇权之用心。资政院总裁 世续上奏:“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 质” [1](P596) ,清廷不为所动。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 清廷始宣布不以亲贵任国务大臣,但为时已晚。 时人指出:“亲贵不当任国务大臣,各省疆臣争之, 谘议局争之,而清廷皆不之顾。直至各省纷纷宣 告独立,始悟其非,亦已晚矣。” [8](P249) “宪法”问题与“皇族内阁”无不表明预备立宪 违背了时代潮流。宋教仁说:“立宪者,决非现政 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 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 [9](P309) 革命派、立宪派 的诸多批评声音之外,清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承认 预备立宪名实不符以致酿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言 论。

1911年9月,世续等人指出预备立宪的诸多 措施:“皆有名无实,在政府以为可借此以敷衍人 民,在人民终不能因此而信爱政府。”革命派“初恐 朝廷之不立宪,其继愤政府之假立宪,其后乃不欲 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 [1](P94) 载沣亦认 为清廷在预备立宪上的不积极作为,致使“人心瓦 解,国势土崩。” [5](P416) 由此也可以看出,不是辛亥 革命中断了预备立宪的进程,恰恰是预备立宪自 身的方向错误促使辛亥革命爆发。 预备立宪客观上使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 下的国人初步呼吸到了新鲜的气息,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地方自治的发育以及法制与政治体制的近 代转型,但清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君权,决非 在中国进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改革,使帝制中国走 上民主宪政之路。预备立宪不是顺应时代潮流, 实则违背时代潮流而终为时代和人民所抛弃。这就是预备立宪以及所谓的“光绪皇帝、宣统皇帝未 竟事业”的实质。 二、立宪派君主立宪希望的落空 资产阶级立宪派是清末重要的政治力量,差不 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时并起。立宪派与革命派 都反对君主专制,主张立宪,但二者是有根本分歧 的:前者主张通过和平改良,依靠清廷实行君主立 宪;后者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进行民主立宪。

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 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 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的意 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 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 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这种认 识与历史事实恰好相反。 立宪派从其出现就站在清廷一边,他们反对革 命,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20世纪初,立宪派通过 发行报纸、编译书刊鼓吹君主立宪,影响遍及海内 外。1903年,时人形容“: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 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 宪!立宪!!!” [10](P594)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 踌躇满志,不断敦促清廷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他 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坚持斗争促使清廷做出让步,允 许国民参政议政,实现国家强盛“,使我国民奋其再 接再厉之精神以与政府斗”,持之既久,政府“终必 出于让步之一途。至政府以交让的精神,而许吾民 有参政上之权利,则中国者非政府诸公之所私有, 而为吾民所共有之中国,欲其不强得乎?” [11](P612) 从 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吁请也近乎“逼迫”了,最突出 的是立宪派发起的三次国会大请愿活动。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后,要求 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1910年1月,十六省 代表赴京递交请愿书。立宪派的请愿活动本着 “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 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 不已” [7](P598) 的精神进行。清廷以“预备既未完全, 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由拒绝。6月,各省代 表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进行第二次请愿。清 廷又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并谕令:“仍俟九年筹 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毋得再行渎 请。” [12](P645) 立宪派没有气馁,他们仍然对清廷抱有 希望。10月,资政院开会,立宪派第三次请愿,要 求于1911年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迫于形 势,清廷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各省代表对此 并不满意,继续请愿。请愿代表或被解散,或被遣 回原籍,请愿以失败告终。时论认为:“夫国会请 愿实立宪之真伪试验案也”,“诸大老之欲解散代 表,实伪立宪之表征也,不然则百思而不得其故者 也。” [3](P161-162) 直至清亡,国会也未曾召开过。清廷 空言立宪,惟君权是求,对如此温和的改良都不能 容忍。立宪派向腐朽的清政府谋求实现君主立 宪,无异于“求鱼于樵,求木于渔”,“求慈善于魔 鬼”。

立宪派已尝试过用和平改良的方 式“逼迫”清政府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但 在当时,这种方式根本行不通。立宪派的君主立 宪希望之所以落空,也正因为他们的宪政请求是 在保留清政府的前提下进行的。 预备立宪伊始,国人曾满怀希望,但预备立宪 的实际做法却让国人尤其是一度反对革命、支持 清廷的立宪派大失所望。张謇一生所经历的大 事,“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他曾主张和平循序地 改革,却一再受挫。据其子张孝若说:“即此平和 中正渐变的改进,总算替他们(清政府)设身处地 计策万全,也都没有见诸实行,完全成了纸上空谈 的泡影。我父个人,固然是异常的失望,而满清的 运命,也就和秋后的残叶一般,渐渐的离开本枝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