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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中国道学的宗师。他的《道德经》一书不仅是道家和道教的思想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该书虽然只有五千余言,但其包含的思想和智慧却是博大精深,涉及到人类文化的诸多方面和层次,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其中之一就是它的历史发展观。历来学者关于老子的历史观多持倒退论。如现行的由肖箑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就认为,老子主张的是保守、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老子的思想比孔丘‘信而好古’,想恢复到西周还更保守,希图复古到‘结绳而用’的原始时代去。”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老子的“小国寡民”并非是指“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乃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在当时散落农村生活基础上所构幻出来的‘桃花源’式的乌托邦”这也代表学界的一般观点。其实,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通过批判失道的病态社会,最早提出了一种比较全面、深刻的历史发展观。老子的发展观包含了为什么要发展,为谁而发展,怎样才能发展,以及如何保持发展等一系列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也仍然富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一、“道”即发展之道

老子对历史发展持有肯定的态度,并且认为发展是必然的、基本的道理。这有其宇宙本原的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宇宙的本原就是自然之道。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老子》第四章)“周行而不殆”(《老子》第二十五章)。这就是说万物都是从自然之道那里不断产生出来的。在老子看来,自然之道是发生之道,也就是发展之道。道之生物从时间上来说,是一个周流不息的永恒发展的过程。从空间上说,也是一个千姿百态的无限变化的场所。由此而来的天地万物本质上也是内涵阴阳的相互交合与作用,也就是永远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过程之中。老子这种发展本体观是对西周末年流行的“阴阳之气”以及“和实生物”等观念的继承和深化,后来的《易传》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万物生成、变化与发展的基本观点。人类更是这样,人之所以能够超越万物而与天地同“大”,就是因为他能够自觉效法天道,具有比万物更高的发展能力和要求。因此摆脱贫穷和落后,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乃是人类的天性,更是人类的自觉。所以立国执政,无不是以民生为本,要“无厌其所生”,(《老子》第七十二章)即不压迫人民的生计。表现在施政上,就是首先要发展经济。第一步要解决温饱。如老子说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老子》第三章)第二步要实现富裕。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就是这种富裕生活的表现。无论人们怎么理解、评价老子的社会理想,这种“甘、美、安、乐”的生活无疑是超过温饱水平的富裕景象,无疑是生产更加发展、精神更加文明的理想的生活状态。而且,与孔子“小康大同”的理想社会相比较,老子注重的则是“什佰之器”和衣食住行等社会生产方面,两者形成了明显对照。

二、为了“百姓”而发展

先秦诸子各有其代表的社会阶级或阶层,老子代表谁的思想和利益,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有的认为代表没落贵族利益,还有的认为代表士阶层利益,等等。比较而言,他更倾向下层人民群众,主要是代表广大百姓的利益,是为广大百姓争取发展的。《老子》书中出现最多的字词之一就是“民”,包括同义的“人”、“百姓”等。在老子看来,自然之道在社会政治中的体现就是“民心”。作为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天道就是要顺应、效法民心,即以民心为己心。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借指古代的圣王,是老子理想中具有“上善”、“上德”的统治者。这样的统治者没有自己的私心,一切都是顺应民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想为民之所想,利为民之所利者。老子还说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八章)又说:“圣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统治者应该像水一样无私、善利万物,不与民争利,不据为己有。进一步表明了为民众谋利益、为百姓求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立场。反之,对现实社会中统治者们无道有为的种种行径,如兼并、重税、厚生、奢侈、威刑等,老子则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七章)甚至还发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警告(《老子》第七十四章)。因为统治者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抢民之食、夺民之命,结果是官逼民反,天下大乱。老子的善良用心,无非是告诫现实的统治者及早回到顺应民心的发展正道上来。对比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儒家等学派,可以发现,他们虽然都有“民本”思想,但主张“民本”的立场是不同的,法家基本站在君国的立场和利益上,强调的是君主的集权与专制;儒家则是“尊君”与“亲民”相结合的君民共治,家国兼顾,但实际的政治往往是“尊君”超过“亲民”的走向;而道家的老子则始终强调人民的“自化”、“自正”,也即“自治”和“自富”,强调在上的王者应该是“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第六十六章)者,即代表天下百姓利益而为人民所推举出来的人,应该是民众的杰出代表。显然,老子为民发展的思想宗旨是比较突出的,具有超越传统、超越时代的意义。

三、“无为而治”的发展途径

关于历史发展的根本途径,老子的主张就是“无为而治”。我们知道,“道”是老子的最高范畴,老子之学也称为“道学”。作为通贯天地人生的自然之道,其运行的表现就是“无为”。所以与其说“道”,不如说“无为”才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观念。老子的“无为”就是顺其自然而为,也即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和自然规律,而不加以任何人为的、外在的干预。体现在社会政治上,就是要求统治者顺应民心,顺应时势,不要妄为,不要扰民。老子有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这个“我”指统治者;“无事”就是“无为”。无为并非不动不为,而是要求统治者安于本分,不要干预或代替百姓的生产活动。统治者的本分就是为人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一个公正的制度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为百姓的生活需求提供一种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安定的公共环境。至于怎样生活,如何生产,百姓自会选择,经济自有规律。“民自富”就是人民自己会富,自然会富,不需要统治者如何使之富。发展社会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关键是统治者的“无事”。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即细骨嫩肉的“小鱼”,烹烧小鱼是很容易弄碎的,不可乱动;治理国家也同样如此,不可妄为,只需小心、顺应。“治”和“烹”说明了政府的领导或调控还是必要的,但不可扰之,扰之就是有事、有为。说明了政治就是为生产服务,不应该干扰生产,更不应主宰或垄断生产,以免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如何做到无事而不扰?对于经济管理,要开放搞活,不可违背经济规律,统得太死,管得太多;对于行政管理,要简政安民,不可机构林立,政出多门,横加干涉。没有政府的主宰或操纵从而使之富,人民是否自己会富呢?老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生生之道,即自然之道就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体现在人民百姓求生存和发展的本性之中。统治者只要顺从民性,做到“无厌其所生”,自然就能实现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反观中国历史上的停止甚至倒退时期,往往多是统得过死、治得过严,缺乏应有的社会开放。老子看到的只是自然经济,没有说过市场经济,但是却道出了经济发展的实质,即以“我无事”为本位的政府职能和以“民自富”为主体的社会生产。

四、“损而补”的全面发展

发展总会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如何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平衡的发展,老子对此有很多思考和论述,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人际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人自身的和谐等。不仅如此,老子还特别说到了我们今天要求的人与人之间(贫穷与富裕之间)以及上与下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关于前者,老子提出了着名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理,并把它提升为“天之道”(《老子》第七十七章),视为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简明的“平衡原理”,也即公平原理之表达。这一平衡观包涵两个内涵:一是所谓平衡,不是一律“贫穷”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存在“有余”和“不足”的差别;二是所谓平衡,不是通过消灭“有余”,即“杀富济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而是主张“有余”的补助“不足”的一种和谐共存。历史证明了,凡是违背这一平衡原理的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和起义,从而招致天道的惩罚。关于后者,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老子提倡的办法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第五十七章)认为上下关系的和谐主要在于中央的统治者,只要统治者做到清静无为,地方的百姓自然归于顺化、端正了。老子的“无为”也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从消极方面说,就是“不敢为”,也就是不敢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敢将自我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要求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智慧,尊重地方自主和自治的权力。从积极方面说,就是“顺自然”、“辅万物”,要在认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去顺应、辅助事物的发展,要在了解民心、体察民情的基础上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和保障,诸如社会教育、医疗、养老、救济,以及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服务和保障。如果说“辅助”的方面强调的是服务,那么“不敢”的方面强调的就是开放。政府应该立足于服务的本位,实行开放的政策。如此,中央和地方,上与下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一致、协调起来。这同样是“损有余而不足”原理在上下关系中的应用,要损上而补下。顺便提一下,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难题之一,要么“中央集权”,要么“地方割据”,一直没有解决好。个中原因,可以说正是违背了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基本原理,没有把握好老子“无为”思想的两个方面。我们自己也有过教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以至于管得过多,统得太死,而忽视了开放的一面。近些年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政府也赢得了人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