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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因和动力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与生产力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系的问题。为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中,对于诸如生产力发展(即经济变革)与阶级斗争(即政治变革)在历史中的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都有过反复的论述,在理论上是最早讲得很明确的。这方面最早的经典式的理论概括,见于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序言》中阐述的观点,不断加以丰富、发展和补充。他们在后来发表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恩格斯晚年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这些通信大多是为解答当时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疑问而写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鲜明性,议论周密,思想深刻,例如,在谈到只摘引有关经济条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时,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一封通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另一封信中,恩格斯写道:“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以上这些论述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世界历史进程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者作用的关系时,始终坚持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上层建筑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也要起不同的作用。但是不管它们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时期有多么大,都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起作用,因而归根到底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绝不能离开这个基本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变动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又强调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并且把阶级斗争称之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直接动力”、“真正动力”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决定作用”和“推动作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我们发现他们谈到历史发展的问题时,不仅讲到“动力”,而且讲到“动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早期着作中,他们就开始提出历史的动力问题。在1859年恩格斯向德国读者介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着名原理时,使用了“动因”一词,提到历史上的每次行动“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在后期的着作中,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动因”加以分别论列,似乎更为常见。例如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写道:“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后来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一词的科学含义时,将“伟大动力”和“终极原因”两者并列提出来:“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经济条件是历史发展的动因,这是说,它们是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所谓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就是指此而言,正如存在决定意识一样。这种决定作用具体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从一种经济形态演变为另一种经济形态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状况的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但是,不管生产力或经济条件具有多么大的决定性作用,它只能不自觉地、不自主地对历史进程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们自己,历史的发展要靠社会的人的实践改造活动。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史的运动总是通过不断提出和追求自己的目的的阶级的人来实现的。这样,阶级斗争就不能不成为实现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造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说它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众所周知,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十分冷静地客观地估计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但却从来都不是经济自发论的崇拜者,相反,他们极其重视阶级斗争、革命暴力在历史中的伟大作用。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把暴力比之为历史发展的助产婆,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这句名言启示我们,新社会孕育于旧社会的母体之中,如果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根本没有孕育有新社会的婴儿,那么,不管多么高明的助产婆,也不可能催成一个新社会来。这个形象的比喻,划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暴力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暴力论的界限;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同杜林的暴力论的界限。社会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都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新的经济因素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起作用的产物,不是单纯的暴力的产物。如果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没有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出现并趋于成熟,单纯的革命暴力只能引起改朝换代,而不能造成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句名言也告诉我们,新社会尽管孕育在旧社会之中,但是它却难以自发地诞生,而要有暴力这个助产婆来帮助催生,以缩短新社会诞生的时间。新阶级一旦通过革命掌握了政权,可以利用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以巨大推动。以上两个方面,表明了“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两者的辩证关系。

二、从资产阶级革命看阶级斗争和经济变革的相互关系

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两者之间的内在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在阶级社会里则是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同样,阶级斗争的发展,政治斗争的进行,也总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之中;发展经济的斗争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形式,而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总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下面我们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例,粗疏地来探索一下阶级斗争和经济变革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1.历史上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在封建母体内基本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是一般的规律。但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母体内不够成熟的条件下,由于国际条件的具备,例如整个时代潮流的变化和国际援助的存在,有些国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也可能提前爆发革命。但新的经济条件成熟的程度,归根到底决定革命暴力对旧的社会经济阶构和旧阶级打击到什么程度,以及新阶级所建立的新国家机器和各种制度适应新社会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比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成熟得多,从而也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比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成熟得多,从而也决定了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比英国革命彻底得多。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影响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欧洲在19世纪中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拉丁美洲也被卷入革命洪流。由于这个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要薄弱得多,尽管独立运动打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印记,却显示出很大的不彻底性,独立以后长期不能走上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道路。这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依靠暴力可以摧垮旧制度,但仅仅依靠暴力却不能建立起新制度。2.革命暴力加速历史进程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主要在于用疾风暴雨的方式打碎封建旧基础,消除封建旧垃圾,以解放生产力。在法国大革命中,7月14日、9月2日这些光辉的战斗日,是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里程碑,没有这些战斗日就不可能迅速摧垮旧制度,不可能把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斗争进行得这样彻底。3.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单靠政治革命的完成,还必须有待于经济革命的完成。把资产阶级革命描绘成似乎是一次打击完成的,以为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就牢固地掌握了政权,经济的高涨就会立即到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开始。英国资产阶级在17世纪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革命结束之后,长期同新贵族分享政权,而且处于次要地位。只有18世纪后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了英国工业生产和贸易面貌的巨大变化。工业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工业革命又作用于政治生活,带来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议会改革和谷物法的废除,从而才保证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最后胜利。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各国的前资本主义残余才逐步全部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