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期集中统计公布，从十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正式成员和三位候补人员。[41]这种方法，不仅较好体现了现代学术社团组织程序的民主性，也增强了学会对各地会员的亲和力。

(二)学会的基本活动。

史学会的基本工作，陈训慈曾将其归纳为：“(1)整理旧史，如考证真伪，规定正本，分别门类，刊行秘本等。(2)编订新书，如编辑通史，订定教本，发布书报，印刷影片等。(3)探险考察，如考古旅行，采访古迹，掘地发藏，调查统计等。(4)保存古物，如搜罗古钟鼎彝器、古币古瓦古书古器等。(5)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供学者及社会之参观与研究。(6)参预近史，a、促进清史之编定;b、发行年鉴为研究资料;c、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史之史料者。”[42]实际上，各学会因所处层次、条件及会员构成的差异，活动方式和侧重面往往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高校史学会的活动比较侧重于研究型学习的引导，对举办专家讲演、古迹参观与实地考察，往往最为看重。燕大历史学会的做法颇具代表性，他们举办的学术讲演和史学座谈会，包括了蒋廷黻、罗家伦、裴文中、张东荪、张尔田、邓之诚、洪业、钱穆、姚从吾、孟森、容庚等一大批校内外名家;其会员的参观活动，不仅遍及北京地区的古迹，还包括北大国学研究所收藏的明清档案、地质调查所陈列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陶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墟考古发掘物，以及河北怀安汉墓的出土物等。与此同时，顾颉刚等还时常亲临现场担任讲解，使会员“目睹先民之遗泽，益发思古之幽情，所得印象之深，远出书本之上”，[43]收到了很好的专业学习效果。

一些以中学教师为主或中学组织的史学会，则更注意从历史教材、教法的改进以及引导历史知识的学习等方面展开活动。如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时，即将其会务定为讨论史地研究方法之教材与教法、举行史地演讲、编订史地参考资料等数项。[44]一年以后，又确定以草拟中学史地科设备标准、赞助本省史地展览会、举行时事讲座、续印史地参考资料等为主要工作。[45]

至于那些专业层次较高的学会，其活动往往直接围绕着学术前沿的研究展开。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一成立，便确定以新近在杭州古荡、湖州钱山漾、绍兴、常州奄城、金山戢家墩等地发现的古石器陶器为契机，推进江浙一带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藉以明了历史演化及先民生活之情况”。为此，该会调查委员会特函聘各县教育局长为当然委员、各县中小学文史教员担任调查委员，发动他们在当地广泛查访，一有发现，立即函告，“如认为有发掘的必要，则由本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办理”。[46]同时通过举办古物陈列展览和出版专刊与丛书，向学术界展示工作成果。其所发布的考古报告，如施昕更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吴越史地研究会专刊《古代文化》第4期)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浙江省教育厅刊印)、西湖博物馆与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以及《吴越文化论丛》等对古荡、良渚两古文化遗址的开创性研究，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1936年12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杂志》在介绍《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金山卫访古记纲要》(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二)两书时即称：“这次中国人自己又介绍浙江省石器遗址给世界的学术界，想不到这枯寂的领域里，竟投进了一颗光明，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并认为这些成果的发布，“在考古资料中是极有价值的”。禹贡学会在成立时计划藉众手之力完成几项任务：一、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把研究成果用最新绘法，制成若干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编一部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四、对历代正史地理志作一番详密的整理;五、辑录地理书籍中的各种文化史料，作专题研究;六、提出若干自然地理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47]从当时看，也无一不属学科前沿的重大课题。

(三)会刊的编辑与出版。

在学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编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可以说是一项最为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并提升其专业层次的标志物，又是向社会传递某种学术主张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几乎都有自己的会刊或编刊计划，其间虽因经费或稿源等条件的限制，有的未能正式出版，有的时断时续，但质量高且影响深远者仍不在少数。如南高史地学会的《史地学报》、燕大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禹贡学会的《禹贡》、食货学会的《食货》、考古学社的《考古社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运作的机制看，这些会刊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是注意了这样几个环节。

首先是重视出版的连续稳定性。有的会刊尽管品味不低，且登载过一些名篇，但因仅出一、二期即止，作为一份刊物，影响毕竟难以持久。故深知此中三昧的顾颉刚在办《禹贡》杂志的过程中，始终十分注意这点，不仅在自己任主编时身体力行，做到按期出版，还对谭其骧任主编期间出现的脱期现象十分不满，屡加督责。为了使《禹贡》能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他甚至要求谭其骧在保持杂志基本质量的同时，适当降低稿子录用的学术门槛，刊用一些讨论风俗之类的“软性作品”，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读者。并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把刊物维持下去。[48]《禹贡》半月刊之能坚持到抗战爆发，连续刊行82期，与顾颉刚的这种办刊毅力和实干精神显然是分不开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学会会刊，也是如此，如《史地学报》前后持续出五年(1921.11-1926.10)，共出21期;《史学年报》前后持续 11年，共出12期;《食货》半月刊持续三年，共出61期;《考古社刊》(半年刊)持续三年，共出6 期。这一现象表明，保持会刊出版的相对稳定，对其影响的持久与扩大，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次是努力提升学术含量。为了做到这点，不少学会专门聘请专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此事。在这方面，《史学年报》的方法尤足借鉴。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提出：“学术刊物，首重取材。《年报》取材，除揭载燕京大学史学系各教授之著作外，凡毕业生穷年累月钻研之心得与外来各稿，概由主持者将著者姓名慎加弥封，送交编辑委员会各人负责审查。在审查者既不知作者谁何，自可怯爱憎之私，而一本公正之眼光以择别之。合格留之，不合去之。虽有名德硕学，其来稿无足取者，亦在摒弃之列;而精心撰构之作，即令其人姓字无闻，亦必收载。”他们还在1936年11月专门成立了一个稿件审查委员会，由王钟翰、赵宗复、龚维航(皆当时学生)、洪业、邓之诚、顾颉刚、邓嗣禹(以上为教师)等组成。这种匿名审稿制度的建立，应当说为其始终坚持学术本位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障。正因如此，该刊出版后，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四期以后，均告绝版。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要非其声光远及，不足以致之也”。[49]

第三是注意锻铸专业特色。综观这些在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的学会会刊，还可以发现一个共有的现象，即其中大多具有十分鲜明的专业特色或个性。如《禹贡》之于中国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研究，《食货》之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考古社刊》之于中国古文字、古器物、考古学和古史的研究，其成就在当时都可说是独步于国内学术界。又如《史地学报》，虽然涉略的范围比较广，不像上几种那样专注于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但在治学上也自具其强烈的个性色彩。该刊经柳诒徵的指导，在“五四”以后学术界主流群趋新潮而鄙弃旧学的风气下，独树别帜，公开倡导弘扬传统，熔铸新旧，史、论兼重而贯之以“通识”的治史路向，虽一度不为新潮学人所理解，然终经自身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等前赴后继的努力，构筑起深厚的新人文主义学统，在现代学术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四)经费筹措与运用。

学会的运作，须有一定财力为后援。作为民间学术社团，其经费来源大体不出会费、学校和政府文教部门津贴、各类社会基金资助、私人募捐。其中，会费一般不多，低者年仅每人5角，高者达10元，多数则在1至2　元间，且往往收缴不齐，难敷学会各项开支之用，更无法组织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学校或政府部门的补贴也有限，且沾溉范围较小。如1942年底暨南大学学生成立史地学会，报请学校“拨予补助费及登记证”，结果“准予每学期由校津贴壹百元”。　此百元之款，较战前币值已贬，至多只能资助该会开展一些类似出壁报、剪报、制作读书报告和参观游览等小型活动。[50]1935年，顾颉刚曾因禹贡学会经费之事求助于教育部，所得仅一次性津贴300元。不得已，次年初又转求于朱家骅，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51]以顾的社会声望与活动能力，结果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至于社会基金的资助，则因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衰敝无力及这方面机制的落后，对史学这类与实际应用隔着一定距离的基础性研究，尤少顾及。

然而，对于大部分学会来说，要维持正常运作，特别是举办一些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就只能更多地依靠私人募捐这一渠道。禹贡学会最初主要即靠顾颉刚、谭其骧个人月捐20或40元维持(至1936年8月，顾前后共捐880元，谭为473元)，后来又得朱家骅捐500元，辛树帜捐50元，徐中舒捐20元，以及张国淦所捐的办公用房等，才使学会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52]而从燕大历史学会《年报》所称“幸赖我史系及各师友予以经济及稿件之帮助，得庆如期出世”[53]的话看，也可见该刊的按时出版，与会员个人的捐款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的是考古学社。该社的活动全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维持，因此，从一开始，就在《学社简章》中对此作了严格规定：“社员年纳社费二元，于每次大会时缴纳。凡不交社费者，作为退出;特别捐款，于必要时募集之。”[54]以后每期社刊，几乎都要发布催促社员交纳会费的通知或有关人员捐款的消息。1936年4月推举叶恭绰任社长后，第4、第6期社刊均由叶氏资助出版，但即使如此，该社仍称“经费至少，除社长捐募一部分外，仍有不敷”，希望社员在会费之外，量力而行，再出5至10元“维持费”，以助社务正常开展。[55]　学社的《启事》即称：“社员所负之义务有二：一曰交费，一曰交稿。本社所恃以联络情感、互通消息者，厥惟社刊;所恃以印行社刊者，厥惟社费。社费不交，则社刊不能出。社刊不能出，则本社瓦解。”　[56]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固然是其成立学社的初衷，然若无一定经费的支撑，学社终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他们对现实的认识。

从现代中国各类史学会的兴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凡运作较好、影响较大的学会，大都具备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大部分成员的学术志趣总体上比较志同道合。学会作为一个会员间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知识团体，如果参与者的学术理念乃至处事为人彼此分歧太大且难以磨合，必然会影响到该团体的稳定发展。有些学会成立时似乎意气风发，人强马壮，但其行不远，甚至很快消声匿迹，个中原因，便与此有关。顾颉刚就曾为此大发感慨，说自己参加过的新潮社、朴社、景山书社、技术观摩社等都不能善终，使之深感“伤心”，甚至激愤地说出：“中国人为什么竟不能合作?我为什么永远找不到一个合作的伴侣?”[57]其所点出的，也正是当时知识界的这类顽症。在现代中国的各类民间史学会中，一些专业性特强、会员学术志趣又比较一致的学会，如禹贡学会、食货学会、考古学会等，往往比成员构成庞杂的“北平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等显得更有生命力些，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二是有一个出版稳定并办得较好的会刊。会刊犹如学会的喉舌和旗帜，一个学会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与其会刊塑造的形象有关。运作较好的学会，加上特色鲜明而质量较高的会刊，必然相得益彰，从而大大拓展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度，如南高史地学会、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等都是如此。反之，学会人员的组合再强，如没有一本持续出版的会刊，其社会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如泥牛入海，难觅踪影。大多数高校史学会以及北平史学会、北平“中国史学会”的经历便说明了这点。三是经费筹措比较成功。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考古学会等得以保持较长时期的正常运作，与其在这方面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而不少学会之难以持久，包括会刊的难产、停刊和某些研究计划的中断实施，实际上也都与经费不继的困扰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些经验，对于后来的学会建设多少具有示范或借鉴的意义。最后还应指出，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发展，虽因战乱与时局动荡的影响，颇见坎坷，但在推进中国史学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这种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民间学术合作之风。中国传统史学之运作，本不出私家撰史和官方设局控制两种基本模式，前者较具个性但规模较小，后者虽有规模而多无个性，观念上亦唯帝王或朝廷意志是瞻。受到现代民主和科学洗礼的新史家，既不屑于旧日官方史局的运作模式，又深感随着历史视野和史料观念的不断拓展，个人闭户自研，其眼界和能力皆不免有所局限，因而亟盼建立一种联络民间同道、合力推进学术的新机制，使学者既得保持个人研究之自由，又能在自愿协作的条件下，集众人之长，组织实施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如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江浙一带的古文化遗迹调查和考古活动、禹贡学会组织的边疆地理研究和“后套水利调查”等，都是凭借着学会集体力量，才得以实现的。

第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史学流派和某些新兴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由于现代历史学会采取的是一种群体性的学术活动方式，特别是当某一专业方向或学术理论被学术团体所认同，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实践之后，其所发出的声音便易被放大，从而对社会或学术界形成一种冲击力和群体效应。因有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而形成所谓“禹贡派”和“食货派”，进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和中国经济史等新兴分支学科的崛起，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第三，通过学会这一自主性很强的学术组织活动，为锻炼培养年轻史学专才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从现代中国史学会的实际运作看，无论是高校还是民间史学会，都吸纳了大量的在校历史系学生，其中不少还担任了学会的负责人。这些学生，在刚开始加入学会时，虽不免有些稚嫩，但却生气勃勃，富有上进心。参与学会工作，使他们较早有机会通过各种自主的学术组织工作和研究活动，在实践中迅速得到提高。许多当年参与学会活动的青年学生对此都深有感受，如燕大学生侯仁之在回忆中称：《禹贡》半月刊创刊时，他正读大学二年级，顾颉刚让他写一篇习作，题为《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 》，成稿以后，能否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