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星散，学会被迫陷于停顿。1946年恢复活动后，声势虽已大不如前，但仍坚持到1955年才结束。

食货学会是一个以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旨的专业学术团体，由陶希圣发起于1934年12月，所主编的《食货》杂志也在上海同时推出。学会无定期举行会员会议的规定，组织相当松散。从《食货》的基本撰稿和通讯队伍分析，骨干包括陶希圣、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傅安华、杨一中等，至于松散型会员，则最多时可能达百余人。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后，陶希圣也一度考虑仿效其法，采取确定会员会籍、征收会费、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事等措施，使学会的组织体制趋于规范化，但始终未能如愿。学会依托《食货》杂志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以及断代经济史和古代寺院经济、赋税、财政、手工业、行会等专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开拓工作。主要成果除见于《食货》外，还包括北大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集的《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篇》、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和《南北朝经济史》(陶希圣、武仙卿著，上海商务1937年版)、《唐代经济史》(陶希圣、鞠清远著，上海商务1936年版)、《唐代财政史》(鞠清远著，商务1940年版)。抗战爆发，《食货》出至6卷1期停刊，会中骨干随之风流云散。陶希圣本人在经历了一场翻云覆雨的政治变故后，直到1946年7月，才拉着曾謇在其主编的南京《中央日报》开辟一个《食货周刊》，企图重拾旧业。但仅仅两年，就因国民政府的溃败而黯然结束了他在大陆的活动。

考古学社成立于 1934年。6月，容庚、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倡议建立金石学会，9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考古学社，推举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五人为首届执行委员，负责编辑《考古学社社刊》。[21]1936年 4月，又增设社长，由叶恭绰任之。该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22]自成立至抗战前的三年间，共出版《社刊》六期，篇幅由最初的56页扩充至400多页，发行量也由500册增至1000册。与此同时，学社还筹资刊行了学术含量很高的《考古专集》17种和《考古丛书》甲编二种、乙编八种，有力地推进了国内金石考古学和古文字、古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社员开始仅35人，一年之内即增至八九十人，到抗战前夕，已发展到141人。从各期《社刊》公布的“社员名录”和“续录”看，成员中虽然也包括梁思永、董作宾、徐炳昶、何士骥这样一些真正从事或参加过现代田野考古的人员，但大多仍属一般古文字、古器物及古史研究者。可见这里所谓的“考古”，历史学的气息显然要比现代考古学的意蕴来得更为浓烈，或者可以说主要就是以历史学辅助学科的面目出现的。这样一种“考古”学会的构成，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由传统金石学逐步向现代考古学过渡时期的特征。对此，学社的一些社员也有所意识，刘节便认为传统金石学“既无严格的范围，又无一定的方法。从前学者们所得到的古器物，大半出于盗掘，连最重要的出土地点一项也弄不清楚，遑论其他”。而现代考古学则“都是依照科学律令，作有系统的发掘，成绩已斐然可观”。因而要求社员认清现代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自觉加强两者的分工合作，共同推动研究的深入。[23]

应当看到，这类学会的人员构成开始虽多以一地为主，但其后的发展，却都显示出向全国扩张的势头，只不过因受专业的限制而尚难照应到史学的其他层面罢了。有鉴于此，从20年代起，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便不断发出各种倡议乃至实际的组织活动，试图建立起全国性的史学会，以应现代史学发展之需要。

1929年1月13日，朱希祖等便曾联合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6校史学系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等专家共94人，发起成立过中国史学会。会议选举朱希祖、陈垣、罗家伦、钱玄同、王桐龄、张星 、沈兼士、陈衡哲、马衡9人为委员，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 、翁文灏五人为候补委员。[24]由朱希祖任学会主席，下设编译、征审、出版、图书四部，计划组织各种专题研究，出版《史学季刊》及史学丛书，开设定期讲演等，并逐步将学会“扩充至全国，其第一步，先将各大学史学系及史地系毕业生散在各省者加入为会员，再由委员会敦请国内外对于史学有贡献之学者为名誉会员及通讯会员”。[25]可见其建立全国性史学会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遗憾的是，该会成立后，不仅原定的各项计划均未付诸实施，连其自身也很快趋于消解。以致燕大历史学会在当年 7月发表的《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中，仍把“联合他校史学会创办中国史学会于北平”作为“有待未来之努力”的事业之一，[26]竟如年初北平未组织过“中国史学会”一般。究其原因，或与当时北平高教界的动荡局势有关。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北平9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中华大学。8月，又改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此举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一时学潮风起，校内原先隐伏的各种人事派系矛盾也借机窃发，年余不息。1929年9月，连作为北平“中国史学会”主席的朱希祖也因遭到学生会的公开指责而一度要求辞去北大教职。[27]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严重影响到该会的正常运转。

继北平“中国史学会”之后，宁、沪地区的学术界也在南方发出了类似的倡议。1933年11月11日，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柳诒徵、雷海宗、何炳松、张其昀等21位学者，联名在《申报》登载了一则《发起中国历史学会启事》，称我国历史悠久，载籍丰富，晚近以来，中外史料复各有新的拓展：

缘是所谓史学者，其积也日深，其涵也亦日以广。欲抽其绪而理其棼，诚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功矣。今世治史之士，望古遥集，术有专攻，或以通今著，或以竺古闻，或潜心于考订，或致力于采掘，或则长记注，或则擅撰述，分道扬镖，各程其效。同人等窃以为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分以极其深，尤必合以成其大。用是不揣 昧，爰有中国历史学会之发起。颇冀以琢雕磋切之功，收 铸钧陶之效。[28]

这则启事的发表，再度引起了学术界对此事的关注，《浙江图书馆月刊》等还为此作了专题报道。虽然它仍未能导致学会的建立，但至少表明，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的历史学会，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同宿愿。

除了国内学术界的各种努力之外，30年代中国史学会的酝酿筹建工作，还直接得到了来自国际历史学会的鼓励和促进。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哈罗·田波烈(Harold　W.　V.　Temperley)由沪江大学教授会常务委员康选宜陪同，赴北平作学术讲演，并就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之事与国内学者进行了接触。12月1日，顾颉刚和陶希圣等代表中国方面与之在北京饭店作了商议。会谈主要议题为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负担、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展工作之条项等。当时确定，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进行方式有三种：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代表中国的研究院请求;三、由一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请求。入会问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苏黎支(Zurich)举行四十二国大会决定。田波烈教授返欧后，该学会行政部将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黎开会。在开会期前，极愿得知中国之意向。田教授负责写成正式函件致顾教授，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事之注意。彼亦表示将往南京谒见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次日，田波烈又正式致函顾颉刚，指出“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为便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他建议“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并希望顾颉刚能积极承担起这项联络组织工作。为响应国际史学会的建议，经各方商定，决定由顾颉刚及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 在北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南京，康选宜在上海，分头联络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务期从速成立，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会大会”。[29]

这一消息发布后，史学界颇感振奋，直到1937年4月，《图书展望》犹有报道称：“我国史学专家顾颉刚、郑振铎暨罗家伦等，循世界著名史学专家田波烈氏之请，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之最高研究团体，迭经各方之交换意见，认为此事确属重要，即积极着手进行，闻将于最近期内成立，总会设北平，上海及南京、广州等处设分会。”[30]可惜，抗战的爆发，使这项工作不得不中道而辍。[31]1938年8月的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中国虽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但全国性史学会仍未成立，加之处于战争状态，以致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仅胡适一人。当时正以北大文学院长名义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胡适，是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被邀参加的，他在会上宣读了题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由于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出席国际历史学大会，故颇受欧美汉学界人士的关注。[32]

在民间社团和学术界不断发出呼吁的同时，国民政府对全国史学会的筹建也给予了一定关注。1941年7月，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决以到会全体委员名义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同时“广征各学校及各研究机关之史学界人士共同发起”，计划一年以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在该委员会《三十一年度工作检讨》中，又对此事的进展作了通报：“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关于‘由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一案议决由出席委员共同发起，须本会作为通讯处并由会酌助经费，一年以来已征得专家一百一十六人之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拟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会开始工作。此会之成立会拟与本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此会应有充分基金以办一永久性国际性之刊物。”[33]1943年3月24日下午三时，学术界企盼已久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终于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到会者凡百余人，推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陈衡哲等9人为主席团，由顾颉刚任总主席。通过会章，选举陈寅恪、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朱希祖、沈刚伯、柳诒徵、缪凤林等21人为理事，吴稚晖、张继、方觉慧、邹鲁等7人为监事，并于28日起举办学术讲演周，由傅斯年、雷海宗、郑天挺、陈安仁等主讲。[34]按照会章，学会计划在各省市及大学建立分会，其基本任务为沟通国内外史学研究、整理史料、出版史学书刊及协助会员从事专门研究等。在26日举行的理监事会上，还通过了由史学会审查标点二十四史的提案。

不过，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史学会，学术上却无明显作为。究其原因，当与官方推动此事的初衷有关。亲历此会的顾颉刚后来在日记中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在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指陈立夫)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使教部肯出钱、许作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不可，若只为挂牌子计，并不想作事，更不许我作事，则我代人受过亦何必。[35]

从官方的立场看，出钱推动这样一个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实现对学术界控制的目的自然要较发展学术本身重要得多。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对官方操纵此事表示不满的，在当时远不止顾颉刚一人。差不多两年后，这一后遗症依然存在。1945年初顾颉刚从成都致陈训慈的信中即提及这样一件事：“此间史学界同人于元旦举行团拜，并商组织史学分会事，已议决推选蒙文通、束天民(即束世 ——引者注)、李思纯、郑德坤等几君为筹备委员。在筹备期间，不免花钱，以是甚望总会方面能筹拨若干(迳寄四川大学束天民、李思纯两先生)，俾得推进其事。前年总会成立时，未邀请成都人士，至今此间人犹耿耿于心。元旦开会时，竟有某君提出不承认总会之说，所幸在场诸人深明大义，未经附和。今若口惠而实不至，则裂痕益深，非史学前途之福也。”[36]显然，这种全国史学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裂痕是很难弥补的，因为它的背后实隐伏着当局意图和民间学人意识间的深刻分歧。

三　　学会的运作及其学科建设意义

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大体可分三类：一为杂志报社型，这类学会往往圈子很小，成员不多，且无正式会章，其主要工作几乎皆围绕着杂志或会刊的编辑工作展开，如中国史地学会、南京中国史学会、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和济南历史学会等皆属之。二为松散型，此类学会的规模也许不小，但会员无正规入会手续，既不选举或组织专门的学会机构，也不定期召集会员会议，食货学会便是一例。三为规范型，其组织程序与活动皆能按照现代学术社团的基本规范行事。应当说，当时出现的高校史学会和其他史学专业学会，大多属此类。本文对其运作机制的考察，即以此等规范型学会为主。

(一)学会的人员组成和机构设置。

鉴于社会上从事或关注史学研究的人不多，大部分史学会为保持一定的人员规模，对会员接纳标准都较宽松。如1929年初朱希祖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就因“社会上专门研究史学者，视他种学术更鲜，故该会对于会员之资格，取宽大主义，从事提倡，以为真正史学会之先导”。[37]在高校内，除史地专业的师生外，外系师生只要本人有兴趣，一般也接纳，即使是已毕业离校，并与学会中断联系的会员，有的学会也愿保留其会员资格。当然，也有少数学会的会员接纳标准比较严格，如1943年重庆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因作为有官方背景的全国史学总会，规格较高，其会章规定会员分甲乙两种，甲种会员须大学讲师和研究院所助理员以上，或有史学专著之人方有资格;乙种会员须具有专业背景之大学生、研究生、专科学校史学助教及中学任历史教员五年以上者方符要求。[38]也有的学会，入会资格虽不严，但对入会后未能履行会员义务者，却有随时除名的规定。如考古学社每年在会刊上公布的“社员名录”及“续录”，对不能按时交纳会费者，即“通知退出”。[39]不过，大多数史学会似乎没有这样严格。

史学会的组织机构，除分研究、出版(或编辑)、讲演、文书、总务等股各司其职外，有的还根据实际需要，设有一些特别委员会以展开工作，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为加强对江浙一带古物、古迹的查访，就专门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此事。[40]学会的日常事务，由每年(或半年)一度的会员大会选出的理事会主持。有的学会因人员分散全国各地，年会期间许多人往往无法到会，为充分征集会员公意，还采取了通讯投票的方式。如考古学社1936年度的执行委员会换届选举，即将印有新一届执委会候选人名单的选票事先分寄会员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