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产、运、销一体的盐商组织。与此相比，山陕盐商则主要株守在各大城市[(114)]，这使得他们在与徽商的竞争中居于劣势。
(二)从程氏宗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前期，徽商程氏分支持续不断地迁入淮安河下一带。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对于徽州乡土习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记载：
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典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阁阂之间，肩摩觳击，袂wěi@①⑧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xī@①⑨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竹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周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乾隆时人阮葵生曾指出：“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115)]。所谓“担策至淮，占籍牟利”，即指从事盐业、卜居城厢的徽商西贾。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在一个短时期内(明代中业迄至清代前期)持续不断地迁入湖嘴河下一带，形成了特别的社区。其乡土习俗首先经过当地屠酤儿的“尤而效之”[(116)]，很快便成了淮安一带的时髦风尚。
歙县“乡俗尚淫祀，每酷署，奉所谓都天神者，奔走骇汗，烦费无度”[(117)]。晚明清初，随首歙县程氏盐商大批徙居河下，该民俗经过某种变异也被移植到当地。据《淮安风俗志》记载：“赛会之风，随地都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118)]。一年之中，赛会次数不下十余次。其中，最重要的有都天会及东岳会。都天会又分为小都天和大都天(小都天庙在河下，大都天庙在河北)。都天会赛期在每年四月中、下旬，东岳会则必在五月初一，“与会者尽系商家，分米、钱、绸布各业，共有二十余业之多。每业皆各有执事全副，区别其业，则以某安胜会辨之”。如钱业曰文安，绸业曰普安等等，“一次所费，约数千金”[(119)]。
徽州风俗，婚礼专要闹房“炒新郎”，凡亲戚相识的，在住处所在闻知娶亲，就携了酒kē@⑥前来称庆，说话之间，名为祝颂，实半带笑耍，把新郎灌得烂醉方以为乐[(120)]。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河下盐商社区，闹房风俗在乡里宗亲间盛行不衰。乾隆《淮安府志》的作者将此形容为“闹房喧谑，恶俗不堪”[(121)]。
不仅婚俗如此，其他的丧葬寿诞，也无不带有强烈的徽州乡土色彩。“淮俗祝寿吊丧最为劳攘，生辰虽非大庆，犹且仆仆往来，至丧事则讣者贸然而投，吊者亦率然而应”[(122)]。作为外来移民，徽州盐商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每逢生日“辄多招宾客，以为门庭光宠”[(123)]。甚至有十龄童，即开筵演戏，“有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磬折其庭者，群饮谐谑，尤而效之。一日之间团于酒食，士农工商，废时失业”[(124)]。尤其特殊的是，“新安人子于父母已故，犹作冥寿，明灯彩筵，籍口祝嘏”[(125)]。这种情形，让淮安正统的乡绅甚感骇异。
由于河下一带五方杂处，豪商巨贾相互矜炫，奢侈之习蔚然成风，衣食住行，糜费日盛。明代中叶以前，“淮俗俭朴，士大夫夏一葛，冬裘，徒而行”。此后出现两人乘舆。到明末“通乘四轿，夏则轻纱为帷，冬则细绒作幔，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乾隆《山阳县志》卷4接着断言：“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显然，挟资千万的盐商富贾也是习俗嬗变的关键因素。
(1) 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
(2) 《明史》卷77《屯田》：“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诸淮商悉撒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3)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3《建置》。
(4) 吴从道《安东》诗，见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卷7。
(5) 如歙人程必忠，明季始迁安东;程易，“世居歙之岑山渡，后迁淮，治盐业，遂占籍安东”;程增，“父自歙迁淮之涟邑(即安东)”。俱见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据抄本复印。
(6)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7《职官六·解署》引嘉靖《盐法志。
(7) 光绪《重修山阳县志》卷4《盐课》：“国初淮北分司暨监掣并驻河下，群商亦萃居于此”。
(8)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1《疆域》：“国初时盐法尤盛行，富商来邑占籍，著姓相望”。卷12《人物四·流寓》：“初，程氏以国初来邑占籍，代有令闻”。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程朝宣，字辑侯，歙人也。父以信，故有业在安东。召朝宣代之，弗善也，去而业盐，与淮北诸商共事，不数年推为祭酒焉”。程朝宣因出赀助塞卯良口决口，安东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程氏之占安东籍，自朝宣始也”。此后，淮安史志中出现的程氏，多为安东籍。程鉴“先世歙人，业盐，家于淮，后入安东籍，实住山阳河下也”。
(9) 光绪《续修甘泉县志》凡例。
(10)(15)(73)(79)(80)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
(11)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淮北商人同姓十三家》。《梓里特征录》为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抄本，封面题作，“淮rú@⒇隅史”。
(12)(14)(31)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6《杂缀》。
(13)(29)(30)(47)(49)(65)(66)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
(16)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逸事记·俭德店相》。
(17)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刊本，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高咏轩条。
(18) 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3《俗尚通行·运盐之家称店》，《邗江三百吟》为扬州市图书馆特藏部藏本。
(19)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2《巷陌》。
(20)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道宁堂条。
(21) 汪继光：《山阳汪文瑞公年谱》，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手抄本。
(22)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2《列女》汪士堂妻条：汪家“故业盐，号巨商”。另，范一煦：《淮rú@⒇小记》(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部藏本)卷4，汪廷珍“家世本业禺策，食指百余人”。
(23)(74)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梅花书屋条。
(24)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止园、梅花屋条。
(25)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2《京田时田》。
(26)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8《人物七·科第表下》，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程治，歙人，山阳籍：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举人吴宁谧，歙人，山阳籍。
(27)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12《杂记下》：“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淮安情形与此相类似。如程晋芳就是歙县籍，“世居山阳”(丁晏、王锡祺：《山阳诗征》卷18)。
(28) 《金太史集》卷《与歙令君》。
(32)(35)(36) 方huì@①⑥顾：《二知轩文存》卷22《今雨楼图记》。
(31)(34)(37) 徐珂：《济稗类钞》第24册《豪侈类》。
(38) 见陈坦和：《扬州丛刻》(民国刊本)。
(39)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九狮园条。
(40)王shēng@①⑤：《清河王氏族谱·先世述略》，同治七年刻本，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本。
(41)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寓园条。
(42) 杨钟羲：《意园文略·两淮盐法要序》：“官以商之富而jùn@②①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在京之缙绅，过往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贿取之”。
(43)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傅衣凌等译，译文见《徽商研究论文集》页131-269。
(44) 宋荦：《四陂类稿》卷17《迎鸾三集·康熙乙酉扈从恭纪七首》注。
(45)(46) 佚名：《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见汪康年《振绮堂丛书初集》。
(48)(99)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8《园林》。
(50)(51) 黄钧宰：《金壶浪墨》卷1《纲盐改票》。
(51)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隔西草堂条。
(52)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晚甘园条。
(53) 范一煦：《淮rú@⒇小记》卷4。
(54) 参见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各条。
(55)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依绿园、柳衣园条。
(56) 乾隆《淮安府志》卷22《艺文》。
(57)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菰蒲曲条。
(58)(59)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荻庄条。
(60)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荻庄群花会》。
(61) 胡从中：《重建魁星楼记》，《淮安河下志》卷4《祠宇》魁星楼条。
(62)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菜桥刘氏五代巍科》。
(63) 袁枚：《随园诗话》卷12;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先是爽林(程垲)、风衣(程嗣立)起淮上，开曲江坛坫，邗上则午桥(程梦星)集南北名流，缟zhù@②交满天下。其后风流将歇，鱼门(程晋芳)复起而振其绪”。程垲是程嗣立的哥哥，即曲江楼主人，原本是安东诸生，后中康熙四十三年举，亦好读书，工诗文，善草隶。
(64) 徐珂：《清稗类钞》第九册《艺术类·程水南先生善书画》。
(67)(68)(69)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6《人物》。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5《冈西录》。
(70) 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续编》卷4。
(71) 袁枚：《小仓山房文续集》卷26《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
(72)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菰蒲曲条;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遇》：“程氏自必忠至鏊凡四世十余人，皆为时所重云”;程易“自宦游归，总领淮北盐策，四方宾客献缟投zhù@②无虚日，而易坐镇雅俗，昂昂如野鹤之立鸡群也”(同上)。
(75)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一卷一勺条，汪汲“生平撰述，有《事物原会》、《竹林消夏录》、《日知录集释》诸书，尤邃于经学，兼通壬遁术”。其孙光大，“著书亦富，藏书十余万卷”。所居“一卷一勺”，园中有楼，即藏书楼。王觐宸：《淮安河上志》卷11《人物》载，汪廷珍“攻苦力学，志趣高简”，乾隆已酉会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嘉庆初，“擢侍讲，迁祭酒，……积官至左都御使、上书房总师傅，礼部尚书。四年，《仁宗实录》告成，锡予有加。五年，授协力大学士。……廷珍于学无所不窥，尤深于经学，十三经义疏皆能àn@②②诵，居平讲学不huò@②③汉、宋，一本义理为折衷，其他民情政治之大，下及舆地名物算数方伎，无不曲究其蕴，……门生故吏遍满中外”。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曹文埴，字竹虚，徽州人，官户部尚书。……(子)振镛，富翰林侍读，族子云衙，官员外”。
(76)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序。
(77)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2《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折子》。
(78) 童濂：《淮北票盐纪略》。
(81)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程眷谷先生可继轩 条：“眷谷先生(大川)创可继轩，有深意存焉。卒以鹾务累，致遗业废坠”。卷13《流寓》，程因安“无何，家道中落。先生素不善治生产，坐是大piān@②④。……插架书连屋，窥其盎无升斗栗。……同时鱼门(程晋芳)亦困待，逋负山积”。
(82)(95)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灾异记·淮北工人烧淮所》。
(83) 《清史稿》卷123(食货四)。
(84)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寓园条。
(85)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盐务五则》。
(86)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15《食货志·盐法》。
(87)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2《覆奏仪征绅士信称捆盐夫役因闻课归场灶之议纠众赴县哀求折子》。
(89) 《清史稿》卷363《曹振镛传》。
(90)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徐嘉题跋。
(92)(93) 黄钧宰：《金壶浪墨》卷3《萧湖》。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退一步轩条，盐商黄灿“自禺策变后，家业荡然，资田以养”;南藤书屋条，“盐务改道，司马(程昌龄)郁郁卒，园售他氏”;徽商殷氏原是盐业大户，至今在河下估衣街西段北侧的市河南岸，还留有一处该家族为运盐建造的“殷家码头”。后因纲盐改票，殷家近百口人东奔西散。外出谋生，饥寒穷困，交相煎迫(参见王汉义、殷大章：《晚清水利专家殷自芳》，载《淮安文史资料》第八辑)。
(94)(96) 黄钧宰：《金壶浪墨》卷4《元夕观灯》。
(97) 王锡祺：《还京日记》，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5帙。
(98)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钱铺》。
(100)(102)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
(101)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3《义举》。
(103) 郑晓：《端简郑公文集》卷10《擒剿倭寇疏》。
(104) 《淮南丛谈》为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手抄本，该书《考证类》曰：“山西之阎、李，多名士经生”。其中，李氏，“俗名绳巷李，系由山西迁淮，以禺策起家”(李元庚：《梓里待征录·绳卷李氏兄弟三科甲》);阎氏原籍太原，为耕读世家。阎居yín@②⑤(号“西渠”)业盐策，自正德初迁淮，定居于河下竹巷状元里，此后“世称紊封，皆代有隐德”(张穆编：《阎潜邱先生年谱》卷1引《左汾近稿》)。
(105) 万历《歙志》卷10《货殖·中》：“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耒贾准、揭署，亦苦朋比而无多”。
(106) 参见景本白《票本问题·两淮引商报效一览表》，见林振翰《淮盐纪要》。
(107)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人物二·才略》，“程浚字葛人，歙人，浙江商籍贡生，父新元，有知人之鉴，尝识族子量入于总角”。另，“程量入，字上慎，歙人，总角时为叔父新元所赏，曰：是儿宅心忠恕，他日必能任家国事。及长，综理盐策，有功两淮”。
(108)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且园条。
(109) 林苏门：《维扬竹枝词》，见《扬州风土词萃》(扬州师院图书馆特藏部藏本)。
(110)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2;参见刘淼《徽商鲍志道及其家世考述》，《江淮论坛》1983年第3期。
(111)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7《职官六·解署》。
(112)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
(113)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补萝山房条，曹岂麟“徽人文正公(曹振镛)之族也。文正公祖锡侯来淮，主其家。文正公过淮，亦通款焉”。潜天坞条，陈丙“业禺策
，流寓扬州，中落后依舅氏曹，来淮”。
(114) 安东在明代万历末叶以前尚为濒淮荒陬之地，还未曾修建城池(吴从道：《安东》诗：“涟水昔称军，乃不营百雉”)。虽然缺乏安全感，但还是有大批徽商占籍于此，这反映了新安商人无远弗届的开拓精神。相反，西商类似的例子迄今未见。除了安东以外，沿着淮北运盐通道——盐河沿线，也有大批徽商聚居。如新安镇(今江苏灌南县地)，就是地濒盐河的一大重镇。徽歙商民、痒生程鹏等以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鱼盐之业相当繁荣。见乾隆《新安县志》(灌南县档案馆藏刻印本)。此外，在两淮盐场，徽商的势力也明显地超过西贾。据嘉庆《东台县志》卷30《流寓》记载，侨寓当地的徽州人在明代有4名，清代达17名，而陕西人仅止1名，山西人则一个也没有。
(115)(116)(123)(125)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2《生日祝嘏》。
(117)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3册《程古雪奇行》。
(118)(119)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江苏淮安风俗志·迷信之恶俗》。
(120) 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第15卷。
(121)(122) 乾隆《淮安府志》卷15《风俗》。
(124) 戴晟：《楚州二俗》，见《淮安艺文志》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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