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备极一时之胜[(60)]。
当时，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著述，等等。
(四)通过盐商与文人间的宾朋酬唱，提风倡雅，徽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时也文人辈出。徽州是个文风极盛的地区，新安商人素有“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这种乡土背景，在侨寓徽商身上也表现得极其明显。河下姜桥、中街等处，均有文昌楼，二帝阁内供有文、武二帝，中有魁星。另外，康熙年间徽商还集资在河下竹巷建有魁星楼，“虔祀魁星于其上，文光四射”，希望冥冥苍天福佑徽商子弟“弦诵鼓歌、科第骈集”[(61)]。河下徽商的确也不负重望。据载，从明末到清代，“河下科第极盛者莫如刘氏”[(62)]。不过，与刘氏相较，侨寓徽商程氏也毫不逊色。明清两代科甲蝉连，文人辈出。
程、刘二氏科目比较表
科目姓氏 程氏 刘氏
进士 6 7
举人 12 12
贡生 11 4
武举 1 0
资料来源：《淮安河下志·科目》
清代诗人袁枚曾经指出：“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二夔州，名yín@⑦;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63)]。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风倡雅最负盛名的人物。
程嗣立字风衣，号篁村，人称“水南先生”。原为安东诸生，禀贡生，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平素“善书法，好作画。或求其书，则以画应;求画，则以书应。求书画时，则与之坐讲《毛诗》、《庄子》数则”[(64)]，一副文人名士的派头。上文提及的“柳衣园”，就是他所构筑的园林。程氏在此“集郡中诸文士讲学楼中，延桐城方舟、金坛王汝骧、长洲沈德潜诸睿宿为之师，极一时切磨之盛”[(65)]。当时，他以“风流俊望”，倾倒一时。过从交游者遍于天下，“凡人文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66)]。程金字夔周(州)，先世歙人，侨寓于扬州，“少即从方望溪(方苞)游，制义外，古文尤有家法。登癸已进士，为部郎有声，寻告归”。他的哥哥程銮曾当过两淮总商，“家门鼎盛，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清朝)古文，次第付梓，嗜音律，顾曲之精，为吴中老乐工所不及，凡经指受者，皆出擅重名，遂为法部之冠”[(67)]。征歌度曲是当时富商大贾慕悦风雅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程yín@⑦就是以精谱工尺闻名遐迩的盐商巨擘之一。
程梦星，字午桥，工部主事。康熙壬辰进士，“入词馆，有著作才，中岁假归”[(68)]。当时，歙县“程氏之在扬者最盛，梦星以清华之望负时名，江淮冠盖之冲，往来投赠殆无虚日。筑筱园于湖上，诗酒敦pán@⑧，风流宴会，辈行既高，后进望若龙门”[(69)]。据载，程梦星虽然占籍仪征，但时常也居住在山阳[(70)]。举手投足，对淮安河下文风的兴盛，也起了表率的作用。
程晋芳，字鱼门，蕺园是他的自号。歙人，业鹾于淮。据载，“乾隆初，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君独yīn@⑨yīn@⑨好学，罄共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71)]。后来御赐举人，授中书，不久又进士及第，授吏部主事，四库馆纂修。著有《周易知旨编》三十余卷、《尚书古今文释义》四十卷、《尚书古文解略》六卷，《诗毛郑异同考》十卷、《春秋左传翼疏》三十二卷、《礼记集释》若干卷、《诸经dá@⑩问》十二卷、《群书题跋》六卷、《桂宦书目》若干卷。此外，还有不少诗文传世，可谓著作等身。此外，盐商程增、程均、程坤、程銮、程钟、和jiàn@①①等“辈高文懿，行四世，凡十余人，皆为时所推”[(72)]。
程氏之外，吴氏“门第清华”，为山阳望族。自明代至清“凡十一世”，为茂才、掇巍科、登华朊、领封圻者，多有传人”[(73)]。盐商吴宁谔为邑痒生，与从兄宁谔“皆以文章名噪曲江楼”。他们还与“三吴名宿分题角艺于梅花书屋，慎公先生(宁谔)称巨擘焉”。其子吴玉róng@①②“承籍家学，淹贯群书”，孜孜好学，终成进士。侄子吴玉jìn@①③、吴玉揖、吴玉孙以及从孙吴初枚、吴次枚等，“皆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其中，特别是吴玉jìn@①③，“尤究心于六书，博通书籍”，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当代金石专家翁方纲、朱jūn@①④筠等，“皆就山夫(玉jìn@①③)相质证”。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也多出自他的手订[(74)]。此外，徽商汪氏、曹氏等也代出闻人[(75)]。
综上所述，淮安河下盐商社区表现了与扬州河下相似的文化内涵，所谓“园亭之美，后先相望，又多名公巨卿、耆儒硕彦，主持风雅，虽仅附郭一大聚落，而湖山之盛播闻海内，四方知名士载酒问奇，流连觞咏”[(76)]。
三、淮安河下徽商的衰落
淮北引岸除乾隆中期盐斤短暂畅销以外，历来为积疲地区，“各商虽有认岸之名，终年无盐到岸，小民无官盐可食，反仰给于私枭，私盐愈充，则岸商益行襄星”[(77)]。于是，“自正阳关以西，皆占于芦私(长芦私盐)，以东皆占于场私(盐场私盐)，北商十有一、二，岁运仅数万引，其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78)]。当时，淮北有“牵商”制度，就反映了盐商间相互推诿的情形。据清人王shēng@①⑤《清河王氏族谱·先世述》记载：
嘉庆初，淮北鹾务有牵商之举，富户概不能免，商总司其事，堂叔祖经五公(按：系山西商人)名在册。公见鹾商豪侈为子孙累，亟避去，转暨邗上。官檄雨至，本籍行查，以久无音耗，遂止。有质库在郡城，道光元年迁居城内南门大街。先祖廷选公亦被牵商，度急切不荻辞，投身自认口岸，试行两载，以亲老告退。
由于淮北盐务的衰落，许多商人都日趋式徽。徽商程量越一支“越数传，事业凌替，宅舍圯毁”[(79)]。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五字店后宅已圯，“惟大门及前厅等处尚存”。康熙年间由漕运总督书写的“乐善不倦”匾额，竟因“宅小不能置”[(80)]，而不得不送到城内报恩寺中托僧人代管。其他的中小盐商也有类似的境遇[(81)]。
揆诸实际，淮北盐务的衰弊，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所致。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因场盐运到各口岸，中间须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各项工人赖此衣食，工价日增，浮费与之俱增，成本因之较重”[(82)]。每引成本多达十余项，至淮北岸埠“价不偿本，故官(盐)不敌私(盐)”[(81)]。有鉴于此，淮北大使林树保密谋改道以节省糜费，不料预先走漏了风声，酿成了一起不小的骚乱。据《梓里待征录·灾异记·淮北工人烧淮所》记载：
工人恐失所，谋罢市。一日午后，妇女以千百成群，由程公桥过河，先至花、茶巷、不准铺面开门。众妇都皆手持香火赶赴淮所求赏饭。大使林不面，众妇女率众至大厅，厅为柏木，众将香弃置厅内，一时火起，烟焰迷天，而香闻数里。又欲扑工房，林携印逃行，被众妇女攒殴，不知官印何时失散。城中闻之，协镇海德坤带兵弹压，两手出袖箭，众惧其舅，一哄而散。林次日……通详火烧衙署，失落官印，酿成巨案。大宪檄府拿人。河北拟敷人出应，王朝举时病垂危，愿承认，此后凡走盐成提费赡其家，当即被逮，一鞠而得。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场骚乱，显然是有组织的，很可就是由徽商怂恿而成的。因为改革首先关系到鹾商的切身利益，他们绝不希望盐运改道。如盐务总商程易“比盐务有改道之议，副使(按：程易曾为候补两淅盐运副使)力持不可，所活亿万人”[(82)]。从史料上看，徽商在多次盐务变革之前就都冒预先获得过消息。如道光年间淮南盐务首总黄潆泰在纲盐改票前夕前就预先得到通报，于是暗中卖掉根窝，逃过了一般商人所遭遇的破产厄运[(83)]。仪征在传闻盐课改归场灶，不再经由当场掣捆，于是“街市呼号，不约而会者千数人，奔赴县堂，齐声乞命，因而市井惊慌，铺面闭歇，日用货物不得流通”，“抢夺公行，民难安堵”。由陶澍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由盐商和乡绅鼓动而造成的动乱[(84)]。
嘉庆年间的这场动乱虽然不了了之，但却“伏下票盐一节”[(85)]，成为道光中叶淮北纲盐改票的先声。道光十二年(1832年)，淮北盐务疲弊已极，陶澍上疏改行票盐。在酝酿变革的过程中，出自淮北盐商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起了一定的作用。曹家原在淮北有许多根窝，而陶澍又是他的门生，推行票法颇有投鼠忌器的担心。后者曾派人试探曹氏心曲，曹振镛很痛快地表示：“恐有饿死之宰相家”[(86)]，表示支持陶澍改革。当时，因两淮应交广储司银两无法交割，而由粤海关每年拔解盈年30万两充“广储司公用银”，道光皇帝大为震怒，取消了两淮盐政一职，并下令改革两淮盐法。因此，两淮盐务变革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曹氏是官场上老官僚，一向以善于揣摩帝王心理著称，他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当然也是事出无奈。
道光年间的纲盐改票，对淮北盐商的打击相当之大。原先，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邱huì@①⑥《过山阳县》诗就这样写道：“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及至清代，当地甲第连云，冠盖阂咽。所谓“生涯盐策富连鏖，甲第潭潭二百年”[(87)]。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88)]。例如，著名的荻庄柳衣园，是淮北总商程氏的私家园亭，盐务极盛时，“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竹歌，殆无虚日”[(89)]。道光中期北鹾改道西坝，盐商失业，售拆此园，夷为平地。转眼之间，只剩老屋三椽，紫藤一树，令人叹息不已。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山阳人黄钧宰描述：“自程氏败而诸商无一存者，城北井里萧条矣”[(90)]。于是，“里之华堂广厦，不转瞬间化为瓦砾之场;巷陌重经，溪迳几不可辨”[(91)]，聚落景观与畴昔迥异，整个河下触目皆是圯墙、破寺和废圈。盐商既已困窘不堪，淮安河下夸奢斗富之习，大有力不从心之感。以元夕观灯视之，“淮、扬灯节最盛，鱼龙狮象家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92)]。道光中叶以后，虽然“火树银花，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但却因“盐务改票以来，商计式微，(而)不及从前繁丽”[(93)]。
由于盐商衰落，河下的商业也骤然萧条了下来。淮安河下原本是“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诸镇”[(94)]，由于富商大贾的纷至沓来，成了当时的一个金融中心。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以后，“河下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钱行人鼎盛，甲于他处。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输(殊)，有利可图”，因此十分繁荣。起初河下银价每两仅900余文，道光初年略有上涨，但也不过1100-1200余文。纲盐改票后，因淮北实行场下挂号验赀之法，“板浦每年挂号银堆积如山，约有七、八百万，存分司库，故(淮安河下)银陡贵至二千二百零。咸丰八、九年价或落，乱后更贱至一千四百余文，而河下钱铺日见萧(条)淡泊”[(95)]。
随着盐商的衰落，淮安河下的文风也骤然衰歇。王觐宸在《淮安河下志》卷6《园林》中指出：“河下繁盛，旧媲维场。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纲盐改票以后，淮上诗社文坛，黯然失色。文人朱玉汝在《吊程氏柳衣、荻庄二废园》诗中吟咏道：“盐鹾事业尽尘沙，文酒芳名挂龄牙”[(96)]。显而易见，乾嘉年间扶助风雅、宾朋酬唱的文人雅集，早已成了过眼烟云。
道光中叶的盐政变革，不仅使“富商巨室，均归销歇，甚者至无立锥地”[(100)]。而且，对于其他阶层也有极大的影响。据王勤宸描述，“河下自盐务改票，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101)]。“游手骄民逃亡殆尽，……即不事盐策耕且读者，亦强半支绌，苟且图存。求如襄日繁富之一，邈然不可”[(102)]。
四、结语
(一)明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以后，大批山、陕富民内徙淮、浙。在当时的淮、扬一带，西北贾客的势力相当之大。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前后，在扬州的西北盐商及其后裔多达五百余人[(103)]。而在淮安，早期河下盐商中也以山西商人势力最为雄厚。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104)]。其中的杜、阎、何、李诸姓，都是山、陕商人。但到万历前，徽商在两淮的势力逐渐增强，与山、陕富民比肩称雄，甚至超过了后者[(105)]。及至清代前期，在两淮和浙江，西北商贾的势力已完全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以雍乾嘉年间领衔捐输的两淮盐务总商来看，清一色的都是徽商[(106)]。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是什么促使晋商步步后退，而徽商则得寸进尺呢?
从淮安河下徽商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看到，徽商的家族形态和商业组织，使它具有潜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程氏为例，它的家族支脉遍及浙、淮、扬三地，且以早期获得“商籍”的杭州为基地，逐渐向北面的扬州和淮安发展[(107)]。从淮、扬两地来看，许多人都是先从扬州发迹，然后才到淮安从事盐业经营。如淮北盐商程zhí@①⑦，“相传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委巷遇一妇，诘以所苦，告之。妇出白金二百，属以挂窝必获利。次日，扒银挂引，获利三倍，由是致富。再访此妇，门径俱荒，疑遇仙，为筑林下堂志其德”[(108)]。这一故事虽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却折射出淮、扬两地盐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揆诸史实，程量入是康熙年间扬州最为著名的盐务大总商，淮北盐务就由他的弟弟程量越接掌。另一徽商鲍志道，是乾嘉年间的盐商巨贾，每年行盐多达二十万引[(109)]，先后担任淮南总商长达二十年。他去世后，其子漱芳于嘉庆六年(1801)继任总商，八年(1803年)又兼理淮北盐务[(110)]。在扬州，两淮盐务官署中设有淮北商人会馆[(111)]。徽商家庭出身的大官僚曹文埴，子其，字六畲，业盐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112)];程梦星、程晋芳诸人，在扬州、淮安两地都筑有园林或别墅，时常往返于两地，以联络宗乡戚友间的感情，促进专卖权益的发展。类似于此的徽商家族相当普遍[(113)]，而西商则并不多见。其次，从程氏占籍安东等地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徽商植根于广大的农村，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