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用现代化范式编著的若干著作，对于现代化范式，大概有这么几种见解。一是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前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体现了这种趋势。该书主张“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试图用这种观点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12]，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13]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14]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15]，等等。这些用现代化范式重新审视过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讨论。[16]这里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一个主张研究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的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17]这是一个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观察，因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费正清是一个生活在最先提出现代化理论的国家的学者，而且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结论何以与我们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相差如此之远?是现代化范式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主张此一范式的学者在运用中过于标新立异、不求甚解值得检讨?
提出替代主张的学者，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说“旧范式”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战争为主线”，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歪曲。用“革命史范式”写的中国近代史书，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写了革命史、政治史，但是决不仅仅是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戊戌维新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辛亥革命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呢，难道这些都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吗?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不写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不写清末统治阶级的内部状况，不写北洋军阀的历史，不写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不写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难道仅仅写了一场革命史吗?
二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或者说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史。这种研究主题，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不尽相同，它并不追求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它与胡绳所期望的似乎比较切近。这类著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诸如《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虞和平著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这些著作，大体上是用经过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也终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在这种范式下，出现了一种包含论。它不是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而是认为现代化范式可以包含革命史范式。包含论认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18]如果可以把这种意见理解为包含论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意见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改造，反映了他们试图用现代化理论调和革命化理论的努力。因为发源自美国的原初现代化理论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含义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初提出者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非共产党宣言”，明显是挑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不可能把革命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20世纪末的中国学者对西来的现代化理论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情况，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这也许是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吧。但是，这种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解释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的现代化范式，是否能够代替革命史范式来撰写中国近代史呢?胡绳曾经说过，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看过了上述列出的几部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的著作后，我不能不说，胡绳的这句话至今仍未过时。这几部书，在解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是作了有益的工作的，但是还不足以揭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历程。因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内容，不是现代化的进程所能够包容的。
现在是否可以说，关于现代化范式，大体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以现代化的范式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另一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说明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但很难从历史进程的方向叙述完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认为，撰写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撰写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写作模式，其间并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
从现代化的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胡绳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19]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至理名言。因为，要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要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20]在近代中国这样的阶级社会中，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线的发展。在中国，有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现代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由无产阶级追求的现代化，有孙中山主张的现代化，也有毛泽东主张的现代化。我们如果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呢?
在讨论“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还要提出来，
这就是“革命史范式”是否就过时了呢?我认为没有过时。如果拿“革命史范式”来套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或者套整个世界史，容或可以说有削足适履之病，如果拿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学术范式，正好足履相适，所用甚当。这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国情决定的，是由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进程所表现的，是由那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式所规定的。批评者说：“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从一定的意义说，这个批评是对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正确的肯定。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110年历史，确是充满了革命、夺权、反抗、斗争的基调。经济的发展状况、文化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处理，都受限于这个基调;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来说，那个时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现代化的酝酿和启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等等，无不受制于革命、改良、夺权、反抗与斗争的基调。是革命、改良、夺权、反抗与斗争的基调，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革命的进程。胡绳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21]刘大年说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说，用革命的视角观察那个时代，用“革命史范式”撰写近代中国的历史，比较最符合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所有这一切，并不因为今天社会的发展主题是社会经济而变化。时代变化了，今天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变化了，如果以今天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的眼光观察昨天的中国，以为昨天的中国也完全适应于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误会。
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
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这种“现代化范式”只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求全面反映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则是另一种情况。因为现代化进程只是全部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一个重要部分，把这个侧面、这个重要部分弄清楚，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史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的研究模式也值得支持。
[1]《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第2页。
[3] 欧阳军喜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载《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专门分析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认为一种新的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建立起来了。他认为蒋廷黻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恐怕不尽然。
[4] 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2页。
[5] 《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3页。
[6]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第8页。
[8] 《中国近代史的两条线》，《刘大年集》，第30页。
[9] 《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第7-8页。
[10] 陈勤 李刚 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1] 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12]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第3页。
[13] 同上书，第53页。
[14] 同上书，第81页。
[15] 同上书，第171页。
[16]参见吴剑杰：《关于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7] 费正清著：《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96页。
[18]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1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第8-9页。
[20] 同上书，第8页。
[21]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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