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什么新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演变，推动这个社会逐步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在社会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主导下，使改良，尤其是革命成为社会深刻转型的动力，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等等。

[1] 梁启超：《中国史叙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0页.

[2]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3] 郑鹤声著：《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南方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

[4]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例言。按郭著《近代中国史》，据著者例言说明，该书“仿长编体，又可称之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这里仅取其近代史开端的主张为例。

[5]《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页。

[6]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见和方法》，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出版，长沙，1938年。

[8] 这类近似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据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检索，并且亲眼所见的，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65种。据笔者估计，可能有遗漏，但不会太多。

[9]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主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同认识，如侯外庐、尚钺。见侯外庐：《侯外庐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有趣的是，该书说明宣布第一分册截至1905年，实际上写到1901年，从1947年以及此后的各种版本都是如此。可见第一分册也不是完整的本子。

[11] 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史》上编，新华书店，1949年3月版。

[12]见王廷科：《正确估计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3] 林敦奎：《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14]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15]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1页，人

“革命史范式”或者“现代化范式”问题

所谓“范式”，是近些年从美国学术界传过来的概念，是美国的学者们在反省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提出来的。它大约是指研究中国近代史过程中所遵循的某种规范。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范式”与本文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有相近似的地方。

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有极大的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现代化，还是革命，还是保持传统政治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思考相关。因此，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不仅是认识历史进程的过程，也是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的过程。

通史著作常常是史学领域总体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体系：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近代化(现代化)体系”，或者“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体系”，或“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革命史范式”是近些年来学术界颇为弥漫的一种说法，提出者的本意含有否定这种学术体系的意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术范式转换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本文在讨论时也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为了加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这是蒋廷黻及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献身的事业”[1]。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因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2]。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3]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专门著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给予批驳。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实际上也是针对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而撰述的。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把1840-1919年的历史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范著《中国近代史》是完整地开辟“革命史范式”的典型著作。

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

范著所开创的“革命史范式”，在50年代以后得到规范和发展，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学者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当然，范著的缺点，也为此后的学者所注意。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依据主要历史事件作了纪事本末似的叙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据不足，由于服务现实斗争存在着简单地影射现实的现象，科学性不足。刘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时，认为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就注意到了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阶级斗争，以及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或者说对革命史的学术范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学性，强调了经济史研究对于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蒋廷黻在1938年提出现代化范式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并无应者。20世纪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一类的著作，大体上还是按照“革命史范式”来写的。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这很自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视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再次提了出来。1998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是一本用新范式为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在这部著作的总序中，作者写道：“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4]这里的概括，主要是对所谓旧范式的概括是很不准确的，但是他所说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换是学术范式转型的先决条件大体上是对的。这方面，下面还要分析。

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四十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5]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也应邀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演讲。关于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他说了下面一大段话：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

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

一、  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

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6]

刘大年、胡绳是力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这时候，他们都在思考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有关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的看法是大致相近的。

1995年12月，胡绳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写了再版序言。再版序言特别提出三个问题，一个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其次是对外开放问题，第三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对于第三个问题，胡绳的答复是：“这种意见是可行的”。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7]1996、1997年，刘大年再次提起近代化话题。他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8]“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他还说，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9]结论是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两位去世未久的前辈学者的思考，大体是相近的。刘大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意见。胡绳则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

我注意到，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10]有的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11]显然，这位作者是希望，

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时，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