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光绪《襄阳府志》卷11《食货志二·关榷》。
樊城税关每年征收的落地商税，属于赋税中的杂税。并非所有运抵樊城的货物都要纳税，“凡货物到樊，虽落地，并不交易，贩运他方销售，抵岸时由行户开单报局挂号，盖用截记。临行时报局验明放行，概不纳税”(注：同治《襄阳县志》卷3《食货志·赋税·杂税》。)。与樊城同属大型市镇的沙市，其税收体制完备，财政功能异常醒目。明清时期，荆州府有4所榷关，均设在市镇。其中沙市即有2所，一在沙市界牌脑，叫中关;一在沙市石头厂下，叫东关。另外2所分别是：西关，在筲箕洼;北关，在草市河。沙市亦有药土税局和厘金总局。沙市厘金总局原设分卡百余处，皆赁住民舍。清同治七年(1868)及十年(1871)奉文裁撤，到光绪年间仅存7处分卡，即金龙寺卡、窑湾卡、太子口卡、太师渊卡、下河卡、上河卡、郝穴卡、松滋磨盘洲局、宜都局。另有所谓“洋棚”，系专门为外国轮船载运土货而设。据文献披露：“宜关洋棚，在沙市竹架子江岸。光绪二年，烟台会议准于湖北宜昌添设通商口岸，沙市作为轮船过载之埠，惟不准外国商民开设行栈。凡民船赴轮船拨运货物，非于厘卡挂号不得赴。其运往轮船之货，须呈验完厘券据，方准民船拨运。归巡道委员经理，厘金仍归厘局云”(注：光绪《荆州府志》卷10《建置志三·税局》。)。由此可见，洋棚之类仍属于厘金征收范畴。市镇的房地产亦属于市镇税收对象之一种，清季称为“店捐”。征之于史：
周礼：地征一为廛布。廛布之目有三(二?)，一为民宅，一为市肆，其法见于载师、廛人、司关诸职。今海疆各租界亦有房间之捐，以其所入为修理道路及煤气灯、自来水、警察兵之用。现在各市镇均设警局，立巡兵，收店捐，以佐经费。是即周官廛布之法，取诸民者用诸民。古今如是，中外如是，凡我商民固当共守，担任赋税之义务也(注：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卷1《疆域志·市镇》。)。
三 乡村基层组织与市镇
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基层组织十分完备，市镇与之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史称：“设城关以卫民，不可无乡村市廛以居之，是乡市亦建置之大者也。周礼五州为乡，设乡大夫以掌一乡之政令;五十里有市，设司市以掌一市之政令。今乡镇皆设保甲，或亦古之遗意也”(注：咸丰《应城县志》卷2《建置上·乡镇》。)。清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志下》在论及市镇时明确指出：“平时之词讼保甲，寇盗时之团练，皆轸域于是焉。盖分土田，则以都图;严守望，则以市镇，其大较也。”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市镇的市场行为未能游离于乡村基层权力的社会控制范围之外。清光绪《沔阳州志》卷3《建置志·乡镇》明确指出：“自周礼有酂长、市司之设，而一乡一镇皆得以质剂平民，裕货源而通有无。沔地大物侈，四乡棋布星罗，而又南控大江，北控广汉，商贾辐辏，往来殷繁，百货殢鬻，乡镇之多甲于邻境。朝廷设有乡约、里正，以编保甲而稽赋册，亦大小相维，内外相制之一端也。”湖北黄冈县明代设有2个乡约所，一个在团风镇禅寂寺，一个在阳逻镇蓬莱寺。依清代保甲之法，黄冈县划分厢乡99区，市镇均列其中。清乾隆《武昌县志》卷2《建置志·镇市》言之尤详：“镇分于乡，而扼乎乡之要冲。市不尽设于镇，而足张乎镇之声势。邑之镇，今存其二：白浒，控制江黄，烽堞相望;金牛，领袖湖山，村鼓弗起，城邑倚重焉。市，则江南鱼米所在皆是。士行夷市，不足侈也。”湖北广济县的市镇与基层保甲权力系统关系密切。具体设置为：田家镇，乡约2名，保正1名，甲长4名;武穴镇，乡约2名，保正2名，甲长9名;龙坪镇，乡约2名，甲长6名;县市，乡约2名，保正1名，甲长3名(注：同治《广济县志》卷2《建置志·乡镇》引辛未县志。另据同治《永顺府志》卷3《风俗》载：“乾隆二十五年，知府张天如奉抚宪冯(讳)钤檄饬举行讲约之典，通饬四县：于城乡市镇人烟聚集处设讲约所，选择约正，按期讲约。嗣据永顺县册报，设讲约所二十处……”)。兹以江西南昌县为例，将市镇与保甲之关系列如表5。
表5 清季江西南昌县的市镇与保甲
资料来源：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志下·市镇》。
表5所列市镇为15个，约占南昌县市镇总数的39.5%，说明市镇与地方基层权力之链接牢不可破。保甲与团练对乡村社会的监控对象虽然不以市镇为主，但对市镇的有效管理程度不可低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方志的修纂者习惯于将市镇统于乡里。兹举清同治《彭泽县志》卷3《建置·保甲》之议论以证之，所谓“国家功令，最重保甲。列圣谕训煌煌，臣工奉行。凡一切政教之及民者，必于此是稽。……至于坊乡、市镇、都图，各地名目不一，而统之以保甲，则无不一者”‘另据清同治《瑞州府志》卷6《武备志·保甲》，对市镇与保甲之关系也言之凿凿，称“保甲，市镇设客长，棚民设棚长，均当堂报名具结，给与腰牌，稽查匪类逃人及违禁等事”。地方乡绅对市镇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设于市镇之宣讲所即为确证。如江西万载县之宣讲所，“在邑西八十里白水市下街。雍正十年知县汪详准将罗教杨子华磉岭遗庵改建，拨大枫凹、柳树冲田壹百伍拾把，为本乡绅士宣讲薪水之资，后被佃侵占。乾隆七年，绅士欧阳瑞、刘嵩等请复有案，将公宇移建今所”(注：同治《万载县志》卷8《公署》。)。
四 市镇中的牙行及牙人
牙行及牙人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惜文献记载太略。作为市场管理者，牙行及牙人穿梭于客商与本地货主之间，兼任中间商角色。牙行由本地商人设置，负责向客商介绍商品，撮合生意。湖南益阳县市场以竹木、谷米、纸笋为大宗商品，“本地所产，外客集焉”，本地商人“多开充牙行”，做居间买卖(注：嘉庆《益阳县志》卷9《风俗·工商》。)。也有例外，如武昌府之牙行多由外省商人把持。据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载，“至其廛肆牙侩、鱼米市魁、土木技艺、卜筮阴阳，多外籍”。通常情况下，牙行及牙人之多寡概与市镇兴衰成正比，诚如方志专家所称“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集否为盈虚”(注：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舆地·风俗·业次》。)。表6所示，为清末民初湖北蒲圻县市镇的牙行情形。
表6 清末民初湖北蒲圻县市镇的牙行
资料来源：民国《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第88—89页。
《蒲圻县乡土志》的撰述者称：“以行为业者谓之牙人。牙人必领牙帖，领帖营业，须指定地段货物。蒲圻物产殷富，商贩云集，需用经纪人颇多，而牙行以兴。”作为经纪人，牙行及牙人既是促成市场交易的媒介，又是妨碍市场有效运作的砂砾。“牙行利在分取用钱，尽人所知。其朋充顶替，则行商通弊。而弊之甚者，莫如茶业。晋粤诸商，每岁入山办茶，虽各有行户，然皆自行品论价格，经理收支，从无经纪人之设置。而行户徒拥虚名，自被此名。而茶商之大秤短平，及苛待男女劳动者与一切悖于良善风俗之行为，皆藉茶牙行名义以行之矣。”牙行之名固有被盗用之嫌，但其本身亦多有不检点之恶习，以致在诸多历史文献中牙行及牙人备受诋毁。清光绪《蕲水县志》载：“两镇(巴河镇、兰溪镇——引者)滨江，帆樯云集，巴河尤当水陆之冲，远方之货亦盈溢矣。然习气稍庞，而牙侩或蠹，则商民两病焉。”清同治《黔阳县志》称，商人“或有私立牙店，坐列估价以蠹乡贩者，必禁之”。该县之托口市“近时始有米牙，皆市猾藉帖伙充，咸以为不便，故力禁之”。又该县之新路市，“或有议充牙行者，市民大恐。官察知其不可，事寝，民深德之”。俗语谈虎色变，人们惧怕牙行如同瘟疫，可知牙行及牙人于市镇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大有害焉。湖南宁乡县文献对牙行经纪之事记载尤详，抄录于下，以资说明：
阜通货贿，利用舟楫，故大都会率滨于江河。宁邑河道仅可容刀，委折而行。土产无珍奇，所宝惟谷，所运惟米。运米之船分都立埠，惟四五都道林埠由建江达长沙;若附城埠(一二三都)，丹溪、双市、赵市(三埠均一都)，浪丝(二都)，袁左(二三都)，茅埠(七都)，栾埠(六八九十都)，八埠船通集于长沙之靖江(中出新康者十之一二)。外商贩米船亦驻于兹，凭行户交易。埠船初泊，各行户遣黠伙携参筒跃入船打样米， 以手仅容握，近以盘，则足以充行户数十人之食米矣。船户随诣行户，议价再四，诣然后定。行户书米单交客商，书钱单交船户。船户寻过米于客商，执斗概者重索用钱，名曰堕盘子。用钱缺，则击斛浮荡，甚至过米半，訾其底不合面，搁弗过，议减价，名曰潮洋。行户最黠者向商贩议价，或故昂，向米客少报，名曰吃倒盘子。过米讫，船户执钱单向行户取偿，迟勿偿，迟又久乃偿。低银欠平，毛钱少数，种种受其累，甚至拖欠至岁暮弗能归。新正取偿，则曰此陈帐可缓出。语稍激烈，则曰打破吉庆。叱辱及之，且须鸣鞭爆谢过。又甚至积月累年，积百累千、概骗弗还，名曰倒帐。此则合邑米船之命直悬于行户之手，莫可谁何。投牌甲，牌甲弗来;鸣团绅，团绅弗理。将谋请客饭，店不容设席;将欲诉官他县，殊难赴辕。害何可言!咸丰年，船户发愤，齐声议泊新康，勿泊靖江。于是，靖人惧，央求邑绅，愿厘剔诸弊，公立合约十二条。邑绅因请示严禁，购靖市地，建杨泗庙作公所，择廉能首士坐镇其间，八埠得以无累。通计靖江凭行粜去米数， 三四十万(从前小船多不出靖江外，于此交易故多)，近不满二十万(水路肃清，埠船皆可出汉口，交易于靖江者减过半)，价约可二三倍。一邑之财用，恒取足焉。……至于一邑之生活在米船，米船之生活在靖江，而主客之际，利害攸关。今奉官长明示，叠谕邑绅经纪其间，后人其永遵条约焉(注：同治《续修宁乡县志》卷24《风俗一·习尚·商》。)。
上引史料显示，牙行(行户)在粮食交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工于心计的牙人们在客商与船户之间周旋，借机捞取好处。从上船打样米到最终成交，完全受牙行摆布，诚所谓“合邑米船之命直悬于行户之手”。粮食价格实行浮动制，由船户与牙行、客商与牙行自由议价。从手续上看，粮食交易符合规范，“行户书米单交客商，书钱单交船户”，有据可凭。但在具体的撮合交易过程中，牙行对船户及客商大施坑蒙欺诈之术，两头揩油，“行户最黠者向商贩议价，或故昂，向米客少报，名曰吃倒盘子。过米讫，船户执单向行户取偿，迟勿偿，迟又久乃偿”。此外，牙行还在银钱上做手脚，并有“堕盘子”、“潮洋”、“打破吉庆”、“倒帐”等名堂，且与甲牌、团绅、饭店老板相勾结，实为市镇之“地头蛇”，以致引起公愤。最后请乡绅出面主持公正，建立公所，订立规章，选举首士掌管市场，“八埠船得以无累”。
尽管如此，牙行之于市镇仍有其积极作用。兹引明弘治《黄州府志》卷3《惠政》之记载于下：
府城边江，客舟鲜泊。每即团风、巴河诸镇集焉。城中之民辄贸易日用之需于彼，苦陆路风涛之缓不能及也。浚来视城南有旧织染局，址旷屋存。且二镇牙行辈，按月朔望莅府，听点受约，乃请于当道，下令以局地为场，以听点之日听民与商负货为市，设耆民以平价，委县官以防争，民乐从而集成矣。
可见，团风镇、巴河镇的牙行颇有影响力。这些牙人穿梭于县城与市镇之间，成为市场规划及管理的实权人物。市镇牙行的主要职责之一，在于掌管市场税收。据章学诚记载，清初湖北市镇可分为繁盛、偏僻二类，称“又就繁盛、偏僻，中仿周官司市之法，立经纪，颁牙帖，因而税之，别为上中下行。繁盛上行，纳税银二两。繁盛中行，纳税银一两。繁盛下行，纳税银五钱。偏僻上行，纳税银一两。偏僻中行，纳税银五钱。偏僻下行，纳税银三钱。于是行商坐贾皆有稽纳，市井以宁，百物昌盛”(注：(清)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一)《考六·食货考第三》。章氏注意到粮食价格是影响市镇商品价格的关键因素，市场价格的上扬又与人口增长密不可分。他指出：“其百物价值，惟银钱准兑，与五谷贵贱。每至旬月，例有州县申报第年岁丰歉收成，分数大吏必似状闻。其月报粮价，或拘于例，不能尽实。……至百货贵贱盈虚消息，例不入于文报，无可稽核。大约十年则价增或什三四，或什五六，甚至倍蓰不止，则以生齿日繁，而生人取资者众，天地生物止有此数故也。”)。于此可见，牙行在市镇商品流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可一笔勾销。
此外，设于市镇的各种商业会馆、公所，亦有自律性的管理规章。限于篇幅，当另文探讨。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的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官方进驻机构及文武要员、兵士，乡村基层组织，介于宫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由于明清市镇的管理权限多头并存，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从而影响到市镇的管理效率。这种局面的发生，与明清时期市镇的地理概念及行政地位一直比较模糊有很大关系。殆至民国初年，市镇的行政地位才得以确立：城区(市区)之下，乡、镇同级但轸域清晰，成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这为市镇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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