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同治《随州志》卷3《疆域》;卷7《公署》。

同治《随州志》称：“总随之境，为方百里者六，幅员辽旷，号称难治。故多设巡检司，以资分辖。明初，有唐县镇、梅邱二巡检司。正统中，增置出山、合河二司。国朝乾隆三十九年，又增置州同一员，分驻祝林总，而移出山司于高城，为高城司。嘉庆初，裁唐县镇巡检，改设州判与吏目，所辖地方共为六总。”可见，巡检司在基层权力运作中的实际影响力与州同、州判、吏目相当，其控制范围以市镇为主干，遍及乡村社会。清代对巡检的重视超过明代，如随州在明代有刘靖等11人担当巡检，清代则有范灿等119人出任巡检。巡检的薪水分俸银、养廉银2部分。如随州梅邱镇、合河店、高城镇各设巡检一名，岁给俸银共94两5钱6分，养廉银共180两。另外配置皂隶8名，岁给银共36两。弓兵48名，岁给银146两4钱。巡检、皂隶、弓兵的薪水开支，均列入随州存留支给款项之中(注：同治《随州志》卷10《田赋》。各地巡检的俸银有较大差别，据同治《彭泽县志》卷4《食货·经费》称，“马当镇巡检项下俸食，共银四十三两五钱二分，一解本府支给”，其中包括2名皂隶的开支，计银12两。)。

为了加强对市镇的控制，巡检之外，另有武官进驻市镇。如守备，清同治《枣阳县志》卷6《里镇》载，“湖河镇，在县北六十里，为楚豫边疆，设守备一员镇守”，分派马战守兵60名。如把总，湖南永明县之白象墟，在县西南40里，清康熙年间设营，拨把总一员分防。湖北广济县之武穴镇，清初设把总一员，带兵223名分防。黄冈县之阳逻镇，南漳县之武安镇等，均有把总分防。再如湖南永州府永明县之镇峡关，位于县西60里荆峡镇，接广西恭城县界，为入粤通衢。宋代曾“设官镇守。熙宁中，省。仍置砦兵番守。明正德中，置关。今(清乾隆年间——引者注)设把总戍守”(注：乾隆《湖南通志》卷18《关隘上》。)。如千总，湖北富池镇有千总一员，带兵76名驻防。重要市镇更显兵戎之威，湖北襄阳县之樊城可谓典型例证。它不仅有城墙，而且有护城河、炮台及窝铺，军事防御功能十分完备。又如清代汉口镇，驻扎水师守备、水师千总、水师外委千总、水师额外外委各一员。

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亦作“讯地”。清同治《星子县志》记载，江西星子县之长岭镇、青山镇、渚溪镇皆有营汛。清代湖南益阳县34个市镇中，“有汛”者多达11个。汛地又分旱汛、塘汛，均有塘房烟墩(又称塘汛墩铺)，后改为营制。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常德府沅江县有旱塘汛二：一驻县市，一驻毛角口。湖北郧县之黄龙镇在县西120里，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移江峪巡检司驻此，并设塘兵防守。清嘉庆《湖北通志》记载，竹山县之保丰市，前身是宋代军镇，“达陕西、四川要路，设塘兵防守”。清同治《谷城县志》称：“右哨头司把总驻扎张家集，新建衙署分属县治东北。陆路龚家河、张家集，旱塘计二处，带兵五名，游巡盘奸，缉匪差防。每月带兵二名，至交界处侯家营，与均光营弁目兑旗会巡。”张家集旱塘兵后增至20名，内有弓箭战兵6名，守兵4名，鸟枪守兵10名。石花街则驻有左哨二司把总，旱塘兵15名。另据清光绪《南昌县志》，该县有水塘汛12处，9处在市镇;旱塘汛3处，1处在市镇。士兵多则5名，如市汊塘、荏港塘;少则3名，如谢埠塘、柘林塘。

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区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市镇之军事色彩格外醒目，参见下表所示。这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仍有“军镇”性质的又一佐证。

表3　清代前期湖南永定卫的市镇与屯堡

资料来源：康熙《永定卫志》卷1《坊乡·铺镇》。

说明：(1)据悉，“永固弹丸，无名贤可堪旌褒，无耆硕足光里党，邮传取之邻邑，市集寄于屯堡”(卷1《坊乡》)。其屯堡即军事驻地，分左所、右所、中所、前所、后所等五所，“其屯粮皆坐澧州、石门、慈利、桃源、武陵各属治内，共额载四千九百九十九石六升九合九勺”(卷1《坊乡·山川》)。永定卫之驻军始于明初，“(洪武)三十一年，更名永定，领左、右、中、前、后及大庸守御六千户所，并……六隘”(卷1《坊乡·建置》)。

(2)永定卫的设置，全因军事布防所需。史称：“永定初设，无一土著之民，官军俱各省调集，……在屯之民，附近各州县者多徙……”(卷2《风俗》永定卫实行屯兵制，“永乐二年，令军三分守城，七分下屯，开垦屯田，取田粮之所入，养城守之官军。此因险设兵，因兵分屯，足食足兵，兵农合一之法也”(卷2《田赋》)。

永定卫的市镇中，分军基、民基，严格区别军队驻地和民众生活区，其中军队驻地占较大地盘。各市镇的军队驻地有大小之别，如襄阳街只有中所军基，而合口市则有全部五所军基。在永定卫全部市镇中，只有南关、西关、北关三处外市没有军基，仅占37.5%，有军基的市镇却占62.5%。职是之故，永定卫的市镇在方志中记作“铺镇”，以突显其军事色彩。

如前所述，明清长江中游市镇有巡检、守备、把总、千总、外委等武官进驻。市镇驻防官兵的开支列入地方财政。以弓兵为例，明嘉靖《应山县志》“均徭”项下，平里市巡检司有弓兵30名，共银90两。又，明嘉靖《汉阳府志》卷5《食货志·汉阳县·均徭》载明：“弓兵，汉口巡司二十六名，蔡店巡司二十名，沌口巡司二十名，百人矶巡司二十六名，新滩巡司一十一名，共一百三名，每银三两，”晚清之际，市镇的治安改由警察负责，它表明新型的警务制度已深入基层社会。如江西建昌县“原设警察局一所，在城内省垣，委警察员川驻管理。现谭侯莅任，整顿警务，设东西分局，东区一局，西区一局。又推广及四乡市镇：涂埠一局，马口一局，虬津一局，白槎一局，柘林一局，皆光绪三十二年谭侯莅任开办”(注：刘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卷8《政要志·武备·警务》。)。

除了武官，另有文职人员参与市镇管理。如仅次于知府的同知，驻守襄阳府樊城，黄州府岐亭、武穴，汉阳府汉口镇，宜昌府渔洋关，施南府建南镇等市镇。安陆府沙洋明代设有水利同知，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改驻臼口。荆门直隶州，有州同驻守沙洋。如县丞，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之娄底市，在县西北120里，清乾隆三年(1738)移县丞驻此。另有主簿，设于知县以下，与县丞同为佐官之一，品秩为正九品。据清同治年间所修《巴陵县志》，该县鹿角镇设有主簿一职。清光绪《江西通志》记载，“吴城镇主簿一人，乾隆四十四年由巡检改，管理圩堤兼司水利”。再如南昌县三江口之主簿，亦有相同的职责(注：据悉，三江口主簿署原为巡检署，有头门、二门、大堂，均一重三间，东西厢房各二间，堂房三间，两旁俱空火巷。清乾隆四十四年(1977)巡抚郝硕题改巡检为主簿，署仍旧，后毁于兵燹。)。

有的市镇派驻多种官员，甚至文武兼备。明正德《光化县志》记载：“左旗营镇巡检司，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本朝成化七年都御史项忠奏建，巡检一员，司吏一员，弓兵五十名。”清同治《襄阳县志》载：“吕堰驿，红绫铺地方，距城六十里，地当南北孔道，驿递事繁，文设巡检，武设把总，五方杂处，稽察维严。”又据清道光《衡山县志》：“南岳市，县西要隘，离城三十里，路通衡阳及湘乡，湘潭等处。南岳志：环南岳庙外，皆市也，百货所聚，五方人民杂处，奸良不一。康熙四十六年，因巡抚赵申乔所请，设巡检一员，专司稽查。又设永寿僧纲道纪，管领寺观。”当然，并非所有市镇都必须如此，而是选择那些较为重要的市镇。如湖北商业名镇刘家隔，据明嘉靖《汉阳府志》载，先后有巡检、司吏、捕盗通判、县丞、税课司大使及攒典、驿丞，另有行台暨布政、按察守巡分司官员，弓兵30名，巡栏8名，支应库子9名等，官方进驻人员可谓庞杂。又如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樟树镇(一名清江镇)，“原设清江镇巡检、税课局大使各一员。明万历中，税课大使裁。国朝(清朝)于镇立樟树营，以都司驻守，巡检司仍旧。乾隆三十一年，巡检奉裁，以本府粮捕通判移镇其地，都司改驻府城，而营更为樟树汛，以把总分防。四十三年，复移照磨司驻此”(注：同治《清江县志》卷2《疆域志下·市镇》。)。在地处偏远但人口稠密的墟场，亦有文武官员进驻。清光绪《长乐县志》记载：“湾潭场，离城西九十里，县丞、营汛在焉，其地干衍，居民稠密。”有的市镇之兴衰与官方机构之存废相一致。清道光《永明县志》记载：“白面墟，在县西允山乡，明置巡司。国朝雍正四年奉裁，墟废。”

市镇乃商业实体，政府必然利用税收杠杆对其实施监控。因此，市镇间有税关或税课局之设。清光绪《荆州府志》称，监利县之周老嘴市、柳家集，均设有税关。应城石膏甲天下，诚为市场畅销商品，以故官方设有石膏税局。该税局旧在县城南8里黄家滩天符庙旁，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县鲍光 迁建栎林新市，官廨三进，书科二进，共20余间。湖南长沙县之榔梨市，“旧有榔梨税课局。雍正十三年奉文，落地税若在乡村镇落，全行禁革，局遂废”(注：嘉庆《长沙县志》卷3《疆域·市镇》。)。设置税务征收机构的市镇，一般说来均为重要市镇。湖北汉川县之刘家隔，在明代设有税课局，局署位于家隔巡检司之西，“置官大使一员，攒典一”，年征商税银322两6钱，遇闰加银10两(注：嘉靖《汉阳府志》卷3《创置志·汉川县·税课局》，卷5《食货志·汉川县·商税》。)。岳州府巴陵县之新墙镇，明代设有税司。清咸同年间“以兵事抽取厘饷，则新墙与鹿角、黄沙俱有税务，而所取布厘为多。城陵旧亦有典铺，近为水卡要处。其他街市，俱不足问税也”(注：同治《巴陵县志》卷2《城邑·镇市》。)。又如江西著名商镇樟树镇，于明洪武三年(1370)设置税课局。萍乡县之芦溪市，在清代前期曾设置税课司。在市镇开征商税，往往因苛税而殃及商人利益。据清康熙《金溪县志》载，归德乡第十四都有苦竹市，第十九都有许湾市，“明初，许湾无市，惟苦竹有之。后以舟楫辐辏，市遂集于此。嗣设府幕一员，算商征税，不胜其扰。商贾不至，市肆萧然。令丁天毓请于抚按，撤去专官，按肆量派税，有定额，商集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