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关于张载、刘逵各自所注到底为《三都赋》中的哪一部分，又有不同说法，《文选集注》卷八陆善经注曰：“臧荣绪《晋书》云：‘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今虽列其异同，且依臧为定。”(注：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9页。)陆善经“依臧为定”，其实不妥。张载入蜀多次，左思亦访张载以蜀事，当以“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为是。

以上我们胪列并梳理了对《三都赋》疑案有关的各种重要史料。对于史料文献中提到的“事实”，我们的原则是，无反证便信其“有”，存在反证方证其“无”，疑似之间则存疑。通过去伪存真，我们将一步步获得更加可信的结论。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完全对立的两项不能同时为“真”，亦不能同时为“假”。一个为“真”，另一个必“假”。反之亦然。《左思别传》谓永宁(301-302)年间“齐王jiǒng@①请(左思)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然而，上述大量文献史料一再表明了张华对《三都赋》的赞赏。假如齐王jiǒng@①执政时左思此赋犹未成，那么一、两年之前，即永康元年(300)，张华已经被杀，他对《三都赋》的咨嗟赞叹又如何能成为可能呢?毫无疑问，《左思别传》的说法严重违背了史实。《左思别传》所言有“假”。既然如此，陆侃如先生所藉为推论前提的《左思别传》已“无足为凭”，因此，谓《三都赋》成于太安二年(303)之说，事实上不能成立。

在用作逻辑推理的关系项中，有所谓的“与”的关系、“非”的关系、“或”的关系，等等。上述之例便属于“非”的关系。《三都赋》之序注，到底是自为，还是他为，此乃相反的一对命题，非此即被，不可能同“真”，亦不可能同“假”。其实，并非所有的考据推论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还往往会碰到“或此或彼”的关系。史载左思结撰《三都赋》期间尝为秘书郎，所以，确认左思担任秘书郎之时间，对于判断《三都赋》之作年，关系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此”材料表明，元康年间左思被贾谧举为秘书郎;但又有“彼”材料表明，自泰始八年构思《三都赋》的十年期间，左思亦曾担任秘书郎。所以，牟世金和徐传武先生谓“(公元)295年左右”左思于秘书郎任上作成《三都赋》，此一结论实际上为或然性结论，而非必然性结论。

史传记载，太康(280-289)末，陆机、陆云“并入洛”，既如此，陆机《与弟云书》中不得谓“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皇甫谧作《三都赋序》一事无从否定。故姜亮夫先生认为《三都赋》成于元康元年(291)或稍后之说，不能成立。

史载陆机入洛以后左思《三都赋》犹未成，陆机初入洛在太康元年吴灭之后，则左思此赋不得成于吴灭之前。且又有关于“成于吴灭前说”之反证二：一，王隐《晋书》曰：“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炫耀。”(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二，《文选》注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注：《文选》卷四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74页。)由此可见，傅璇琮先生谓《三都赋》作于吴灭前之说，不能成立。

那么，左思《三都赋》究竟撰成于何年呢?太康三年皇甫谧去世之前，左思撰成《三都赋》并向皇甫谧求序之事，能否得到确认呢?经过去伪存真，我们看到，可藉以确证左思《三都赋》撰成于皇甫谧卒之前的下列条件同时存在：一，左思访张载以蜀事;二，左思被征为秘书郎;三，吴、蜀已灭;四，张华在洛;五，皇甫谧在世;六，太康元年(280)陆机入洛，太康二年(281)陆机归吴;七，泰始八年(272)至太康三年(282)，正所谓“构思十稔”。由此可见，左思《三都赋》作成于太康二年春季陆机自洛归吴以后、太康三年正月张华出洛都镇幽州之前。而最为肯定的时间应在太康二年(281)，从泰始八年(272)至此恰好十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同去一加八

@②原字石加雷

@③原字石加激去氵

@④原字修去彡加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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