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曰：“思字太冲，……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jiǒng@①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止)。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léi@②@③，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思别传》又曰：“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

这一材料，一是涉及到《三都赋》撰成与改定，二是涉及到《三都赋》序注到底谁人所为。

今查《文选•三都赋•蜀都赋》，其有句曰：“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shū@④忽而曜仪。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注：《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75页。)此四句文字与上引《左思别传》所载相较，显见有所改易。又，《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引张骘《文士传》所引《蜀都赋》文字，与《左思别传》相较亦有改易。可见，《三都赋》被竞相传抄流播者非只一种版本，应有初稿、再稿、三稿等等。所谓当“齐王jiǒng@①请为记室参军”，“时为《三都赋》未成也”云云，应是从定稿的角度而言。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撰成与改定，无疑是两回事，但一旦遇见死抠字眼的人，那道理未必于他能讲得通。而如果此君既死抠，又为了成见或是宿怨，那非把大家抠糊涂不行。《左思别传》之作者究竟何许人，今不可考知。其乃“不重”左思之“齐人”乎?抑亦“《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而令“思意不惬”之人乎?未可知也。沈玉成先生尝谓此君“厚诬古人，迹近今日之所谓‘人身攻击’”(注：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3期。)。此言得之。

再说第二个问题。因为《三都赋》序注问题，《左思别传》中又提及张载、挚虞、卫权、刘逵诸人。

张载前后三为著作郎，第一次在咸宁年间，第二次在太康年间，第三次在惠帝末、怀帝初。左思移居洛阳以后，一面构思《三都赋》，一面兼做秘书郎工作。此间张载因受知于傅玄，而起家佐著作郎，这就是说，咸宁以后，左思与张载已是在朝僚友。并且，左思与张载还有一共同之处，即：貌陋至丑。这在《世说新语》中有所描述。当时潘岳与夏侯湛则因“美容止”被誉为“连璧”，出则同游，洛阳女子萦手于道，投以花果。而左思、张载出游，洛道老妪唾之，顽童掷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左思与张载的共同语当更多一些。再一点，张载之父张牧在太康时期及以前，在蜀中任职十数年，为蜀郡太守、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等职，关于张载“随父入蜀”，“随父在蜀”，“至蜀省父”，累见述于史传。所以张载旅蜀经历非止一次，其较早“随父入蜀”，“随父在蜀”大约在咸宁后与太康初之前，甚至有比这个时间更早的可能。这就是说，太康三年以前，左思完全可以访岷、邛之事于张载。左思自泰始八年(272)移居京都，到永兴元年(304)举家适冀州，久居洛阳长达三十余年。惠帝永熙元年(290)，陇西王司马泰代石鉴为司空，左思为司空祭酒。张载太康中第二次为著作郎后，此时为太子中舍人，不久，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那么，太康初左思赋成之后，至张载出任地方之前，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张载为同僚两度的老朋友注《三都赋》，尤其为注其中之《蜀都赋》，那简直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左思别传》作者谓张载与左思“交接亦疏”，所言已完全失实。

挚虞是皇甫谧门生之一，在他今存作品中，赋这一体裁占了绝大多数。他对文章体裁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不仅编有《文章流别集》，且著有《文章流别论》。据《左思别传》作者语气来逆向推测，挚虞亦曾序注左思《三都赋》，只是其赋注今已不存。显然，序注大赋，属皇甫门派之学。挚虞研究文章流别，是对其门派之学的合于逻辑的发展与发扬光大。

刘逵字渊林，济南人，元康中为尚书郎。永康年赵王伦执政期间，刘逵先后任黄门侍郎、侍中等职，但他对司马伦的态度，大约也像陆机等人一样，阳奉阴违。据《晋书•赵王伦传》：“或谓(孙)秀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肜以诛伦。’会有星变，乃徙肜为丞相，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又据《晋书•傅祗传》：“及(赵王)伦败，齐王jiǒng@①收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从后来处理结果看，刘逵也没有参与赵王伦篡位禅文的撰制。依刘逵仕履推测，至少在元康年间他与左思是同僚关系。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曰：“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张载再任著作郎与刘逵为中书郎，或许同时，皆在太康中，故相与为左思《三都赋》作注。

卫权，字伯舆，陈留襄邑人，魏司徒卫臻之孙、晋武帝卫贵妃兄之子，曾任怀县令。元康初，汝南王亮辅政时，卫权被擢为尚书郎，而此时左思被陇西王泰辟为祭酒。即此可以看出，卫权与左思，既同为皇家外戚，又同在朝堂互为僚友，那么，卫权注解左思《三都赋》显然也在情理之中。据《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语：“(卫)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无论《叙》文辞如何，也无论《注》有否发明，总之，卫权撰有《三都赋略解序》，此为事实，此为《左思别传》的又一个有力反证。根据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所述内容以及卫权和左思的仕历，又可以看出，先有皇甫序，继有张载与刘逵注，而后有卫权略解及序。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极有可能撰于元康初年其与左思为僚友之时。

由以上辨析已不难看出，《左思别传》在叙事论人方面大有问题，绝非信史。所以严可均指出：“别传失实，《晋书》所弃……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注：《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左思别传》严可均注评，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册，2302页。)

材料四，王隐《晋书》曰：“左思专思《三都赋》，杜绝人流之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注：《初学记》卷十二，《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三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80页。)

按，《唐六典》十引《晋书》曰：“左太冲为《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中。”此《晋书》是臧荣绪《晋书》呢，还是别一《晋书》呢?不得而知。不过，“秘书郎”也好，“秘书郎中”也好，尽管说法有些差异，但左思构思与撰作《三都赋》期间，曾申请任职于皇家图书馆，此亦为史实。并且，从臧荣绪《晋书》有关记载看，左思当时心想事成，实现了这一愿望。

材料五，王隐《晋书》曰：“左思少好经术，尝习钟、胡书不成。学琴又不成。貌丑口呐，甚有大才。博览诸经，遍通子史。于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眩曜。其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

按，这里所叙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晋灭吴之时，《三都赋》尚未撰成。其二，左思访吴事于陆机，时间应是太康元年、二年陆机被俘在洛之际。“后乃成之”，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关键一句，万万不可忽略。正由于左思初访吴事于陆机时，《三都赋》尚未撰成，陆机在《与弟云书》中才有“伧父”之讥，谓待其成以覆酒瓮。当然，左思后来修改《三都赋》的长期过程中，仍然存在再访吴事于陆机的许多机会。

材料六，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臧荣绪所叙有一点须注意，即左思“构思十稔”期间被“征为秘书”，事在“赋成”之前。

材料七，臧荣绪《晋书》曰：“张华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都邑豪贵，竞相传写，都下纸贵。”(注：《北堂书钞•赋》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44页。)

按，张华为《三都赋》作序的确切时间，依“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这样的辞句语气推敲，当是在赋成之初。张华既赞之，又序之，复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

材料八，《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