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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元代畏兀儿的界定及其文化区域

2013-01-18

有些畏兀儿人世代笃好儒学,积极弘扬儒学,创办学校,撰写文章,发展教育。高昌偰氏家族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以“屡世簪缨,一门科第”而名闻当时。[53]一门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54]偰玉立为泉州路达鲁花赤时,“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劝于文学。”[55]也先脱因任休宁县达鲁花赤时,主张“兴建学校,暇则就学宫,进学者,谈经论史,以明为治之本。”[56]畏兀儿仕宦以仁政治理地方,明教化,厚农桑,轻徭役,省刑罚,具有良好的声誉,在当时对澄清吏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许多内迁畏兀儿逐渐汉化,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入乡随俗,学习汉文经典,使用汉文著书立说。元代中后期,涌现了一批造诣颇深、出类拔萃的维吾儿学者。贯云石的散曲、诗、词、文章和书法在元代负有盛名,广为流传。贯云石擅于写诗,有《酸斋集》传世,存诗38首。马祖常的散文功底颇深,《元文类》收其文20篇。他参与编修《英宗实录》,翻译《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等书,并编辑《列后金鉴》、《千秋纪略》等书。高克恭自幼聪慧,早习父训,对汉文识悟精深,所画山水墨竹,在有元一代颇负盛名。盛熙明曾编《法书考》,进献皇帝。他又善颂佛经,深究梵语,并著《补陀洛迦考》,收入《普陀山考》。

元朝末期,在蒙古族丞相脱脱监修下,各民族史学家通力合作完成了三部正史——《辽史》、《宋史》及《金史》。参与修史的除汉族学者外,还有畏兀儿学者,担任《宋史》撰修官的岳柱与全普庵撒里,担任《辽史》撰修官的廉惠山海牙与偰哲笃,担任《金史》撰修官的沙剌班。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系著名喇嘛僧、翰林学士承旨迦鲁纳答思之子。后因世荫及其贤廉被授以奉议大夫,延佑初年又被授予中顺大夫、安丰路达鲁花赤。任职期间,他“修学校,亲率弟子,为之讲明修农书,亲劝耕稼。”于1314年著成《农桑衣食撮要》。鲁明善还好鼓琴,又亲定《琴谱》8卷。[57]

内迁畏兀儿用汉文创作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字、史书编撰、绘画、书法、音乐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促进了元代文学艺术的发展。

元代是一个开明宽容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西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自由传播,相互融合。在交流融合中,它们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一些特色,添加一些异质成分。畏兀儿人以其宽容开阔的胸怀,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独特的多元融合型文化。在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员,增添新的血液,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为统一的维吾尔族。

[1]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4~294页;田卫疆:《论元代畏兀儿人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216~227页,等。

[2]杨志玖:《萨都剌的族别及其相关问题》,《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等。

[3]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1~202页。

[4]同上注,第202页。

[5]黄时鉴:《释〈北使记〉所载的“回纥国”及其种类》,《中国史论集》(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3~303页。

[6]尚衍斌:《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93页。

[7]《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4页。

[8]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6页。

[9]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10]《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6页。

[11]庄垣内正弘,“ゥ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 8212(109)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6卷,1974年,第44页。

[1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118页。

[13]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14]《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1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16]魏良弢:《关于喀拉汗王朝起源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第58~63页。

[17]林梅村:《有关莎车发现的喀喇汗王朝文献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95~106页。

[18]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53~264页。

[19]耿世民《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译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0~454页。

[20]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515~529页; Geng Simin - J. Hamilton, L’Inscription ouïgoure de la stèle commémrorative des Iduq Qut de Qočo, Turcica 13, 1981, pp. 10-54.

[21]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集,1986年,第65页。

[22] A. Vambéry, History of Bokhara, London 1873, p. 82.

[23]关于喀剌汗王朝占领于阗的时间,学界存在着多种说法。据敦煌出土的于阗文写本《于阗文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P. 5538a) 及阿拉伯文《萨图克·博格拉汗的传说》,于阗陷落的年代应在1006年。参见黄盛璋:《〈于阗文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与西北史地问题》,《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4页;M. F. Grenard, La légende de Satok Boghra Khân et l’histoire, Journal Asiatique Series 9, t. xv, Jan. Fév., 1900, p. 64.

[24]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88~107页。

[25]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剌失德史》第1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5页。

[26]吐尔逊·阿尤甫:《“喀什噶尔”语初探》,《耿世民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18~127页。

[27] [元]乌古孙仲端:《北使记》,见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169页。

[28]杨富学:《元代畏兀儿税役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第120~126页。

[29]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19~21页;樊保良:《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9~223页。

[30]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31]杨富学:《回鹘文书所见高昌回鹘王国的纸钞与铸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8~14页;蒋其祥:《高昌回鹘的货币与货币经济》,《吐鲁番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0~112页。

[32]杨富学:《古代新疆实物货币——粗棉布》,《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5~17页。

[33]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文版)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46页。

[34]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35]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p. 24.

[36]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

[37] [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22页。

[38]杨富学:《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第34~37页;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7~91页;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54~159页;Yang Fuxue, 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 《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6~350页。

[39]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68页。

[40]王红梅:《元代高昌回鹘语概略》,《民族语文》2001年第4期,第55~61页。

[41]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第49册,第727页下。

[42]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Uiguren, Berlin, 1985, S. 179; [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44页。

[43]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44] [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奉诏旨编修执笔校勘译语证义诸师名衔”。

[45]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 8212 (108)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8卷第1~2期,第01~037页;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371页。

[46]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

[47]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68页。

[48] Geng Shimin, Qadimqi Uygurca buddhistikasar “ārya-Tārā-buddha-mātrikarim-sati-pūga-stotra” din fragmentlar, TUBA 3, 1979, pp. 295-306;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第26~31页。

[49]百济康义、小田寿典,“ウイグル译八十华严残简”,《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2集,1983年,第176~205页。

[50]《新元史》卷192《安藏传》。

[51]《元史》卷128《阿鲁浑萨里传》。

[52]匡裕彻:《元代维吾尔政治家廉希宪》,《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250页。

[53][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5《合剌普华神道碑》。

[54][元]孔齐:《至正直记》卷3《高昌偰氏》。

[55]《闽书》卷53《文苑志》。

[56]郑玉:《师山先生文集》卷6《休宁县达鲁花赤也先脱因公去思碑》。

[57]尚衍斌:《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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