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州回鹘继承融合了当地文化，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到元代已经形成独特、成熟的封建文明。蒙元时期，高昌地区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畏兀儿人完成了从草原游牧经济向绿洲农业经济的转变，以绿洲文明为主，农业经济中具有较为浓厚的商业与牧业色彩。

吐鲁番地区种植业发达，葡萄、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占据重要地位。葡萄园是畏兀儿人的主要财产，葡萄园经营的好坏与其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已刊布的元代回鹘文书中有关葡萄园的文书至少有十几件，其内容涉及到葡萄园的租用、买卖、税收等方面。[28]葡萄酒是畏兀儿的特产，为朝廷的主要贡品。这种进奉葡萄酒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经世大典·站赤》还记载，元至正七年(1347)十月“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葡萄酒，杀使臣。”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销售也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元初棉花的种植技术随着大批内迁的畏兀儿人，传播到陕西等地。《农桑辑要》载：“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此处木棉似乎指棉花。

回鹘所处的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在回鹘未西迁以前，这里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地迁徙、流动，于是，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人迁入这里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与中原、西藏、西夏及东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频繁，而且也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大秦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29]其中史书记载最多的当为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五代至宋，回鹘与中原各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回赐，同时也是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说：

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其人]尤能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30]

从中可以看出，回鹘商人数量是相当多的，利之所在，无远弗至，而且善识珍宝，少数民族商人与汉人经商，如果没有回鹘商人的从中撮合，就很难成交，可见回鹘商人的能力之强。他们的活动对沟通中西商业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畏兀儿人商业的发展，又直接带动了回鹘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元朝在高昌回鹘境内设立“交钞提举司”、“交钞库”，用以主管纸币的发行事宜。1928年，黄文弼在吐鲁番收集到两件“至元通行宝钞”。近年来，在吐鲁番地区又发现1件“至元通行宝钞”，藏于吐鲁番博物馆。在畏兀儿境内还使用金、银和实物货币。在回鹘文书中有一些货币名称，如：Yastuq意为“锭”;Čao，即“钞”;Satïr,为重量单位;Čungtung Paočao，即“中统宝钞”;altun yastuq,意为“金币”;kümüš yastuq意为“银币”。[31]

当时，回鹘社会中还流行一种特殊的货币——böz，即粗棉布。在回鹘文书中常提到“盖有汗王印章的粗棉布”等，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常见到因为需要通行的棉布，而出售土地、葡萄园、女人等。在此粗棉布并非单纯的布，而是具有货币的职能。[32]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大词典》对这种货币的流通使用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qamdu，长四挡子(挡子čäz，旧时用的长度单位，合0.71米——引者)，宽一拃的一块粗棉布(böz)，其上盖有回鹘汗王之印，在商业流通中起货币作用。如果用旧了，七年洗一次，重盖新印。[33]

粗棉布作为一种货币，在吐鲁番地区很普遍，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频繁出现。有人未注意到粗棉布所充当的货币只能，而只是注意到回鹘文书中频繁的粗棉布交易，故而误将其看作简单的货物，以和吐鲁番出土的《普贤行愿赞》，均押头韵，是对《华严经》的歌颂。[47]

元代，许多畏兀儿人既是虔诚的佛教徒，又是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安藏不仅用汉文翻译《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随后又译为回鹘文本，[48]并用回鹘文翻译了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49]据史书记载，他还曾用回鹘式蒙古文翻译了《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难经》、《本草》等著作其目的在于劝皇上“亲经史以知古今之乱，正心术以示天下之向”。[50]合剌普华曾上言忽必烈，要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阿鲁浑萨里曾建议元世祖以儒家思想治国，访求天下有才之士，无论是亡宋遗臣还是出泽隐逸之人，凡有用之才聘以重用。在他的建议下，设置了集贤馆，以招纳贤士，“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而用之”。[51]此后，又在阿鲁浑萨里的奏请下，设立了国子学，以儒学培养蒙古贵族子弟。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元朝官吏的文化素质，也促进了元代儒学的发展。

蒙元初期，蒙古统治者重用畏兀儿人。他们的汉文化素养较高，对蒙古统治者采用以“汉法治汉地”起到了推动作用。畏兀儿人中，堪称理学名臣者，应以廉希宪为首。他的父亲布鲁海牙随成吉思汗征战，后任燕南诸路廉访使，遂“以官为姓”，对其后代实行儒家教育。廉希宪，自幼“笃好经史、手不释卷”，元世祖称其为“廉孟子”。廉希宪尊崇儒学，优待儒士，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辅助忽必烈，推行汉法，革新政治，建立各级检察机构，本着仁政思想，关心民间疾苦，安定民生，恢复发展生产。[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