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段文字都是叙述的在民间久已流行的有关诸葛亮的“死诸葛走生仲达”故事。但除了“足下踏土”这一共同点外，在其余的细节上陈盖的注解与《续藏经》的说法又稍有差别。他在注解里增加了“明灯其头”等内容。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又影响到后来《三国演义》的创作。[14]据日本学者小川阳一检索，所谓“头上置明灯”的描写常见于明代的小说中，用于术士为人向北斗星祈命作法的“厭命”场合下，而这一点又与人们相信北斗星主宰人的生命有关。例如，前引《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武吉躲祸情节在后出的《封神演义》即有相当改动：姜尚让武吉睡入土坑中，其头、脚处各置一灯，身上撒米;而姜尚则“披发仗剑，踏罡布斗”以挽救武吉的性命。这正是元明时期北斗信仰的日常化表现。[15]不过小川氏的论文未检及上述陈盖的注文，故没有注意到这一做法早在唐末已露端倪。至于以上文字都提到的“取镜照面”的细节，则可能与古人为取光明破暗之意特地以镜照尸体的观念有关。[16]

综上所述，与《红史》等西藏史籍中的占卜故事类似的情节实际上更早约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汉籍中，此后又长期流传不绝。本文的分析表明，这类情节的流行和传统社会中汉人的死亡观念密切相关。而敦煌变文则为我们提供了该类故事在河西这个自唐代以来就是汉、藏、党项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流传的直接例证，由此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藏文史料中也会有与汉地故事这么近似的情节了。与此类似的汉地文学题材影响到西藏民间故事的例子还有一些，如敦煌变文中的《茶酒论》、《孔子项橐相问书》里的基本情节后来也曾出现在藏族民间文学中。这些例证均有助于我们理解河西地区在汉藏两族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所起到“窗口”作用。

[1]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东噶.洛桑赤列校注《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23-24页。按：关于引文中出现的藏文专用名称，原译者未加考释。据聂鸿音师意见，应作如下还原：gha=夏 smon-shri=天山(可能是天都山的省称) gai-hu=夏皇

[2]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26页。

[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65-66页。

[4]班钦.索南查巴著，黄灏译注《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47-48页。

[5] R.A.Stein, “Min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Extrême-Orient,1947-1950, p265.

[6]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民族研究》1996年5期。

[7]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9页。

[8]周绍良《读变文札记》，收入所著《绍良丛稿》，齐鲁书社1984年，99-100页。

[9](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45页。

[10](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3115页。

[11]不著纂人《武王伐纣平话》，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55-57页，该段内容的英文译文见Liu Ts‘un-Yan(柳存仁),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Wiesbaden 1962, pp52-54。

[12]《续藏经》(第一编)68. 30a，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13]《续藏经》(第一编)68. 988b—989a。

[14]周绍良《读唐代的三国故事》，同周氏前揭书，229-231页。

[15]小川阳一《明代小说の北斗星信仰》，《集刊东洋学》54，1985年，174-188页。

[16](元)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202页，“棺盖悬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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