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2世纪初，女真族异军突起，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并迫使高丽朝贡称臣，在东亚大陆构建起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 新秩序。由金、南宋、高丽三方结成的关系网络中，金军事实力最强，且最具攻击性;高丽为求自保，对金称臣纳贡;南宋偏安一 隅，苟且偷安，无意进取。东亚局势的变化，使南宋对高丽充满疑虑与防范意识，对高丽的政策也愈益趋于保守，宋丽关系渐行 渐远，最终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断绝官方外交往来，东亚三国博弈的地区局势遂告终结.

关键词：12世纪初;东亚;女真;高丽;宋;三角关系

10至13世纪，在东亚大陆以“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 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区秩序发生裂变。北方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东亚世界的主宰，而中原汉民族 建立的宋朝实力非但不足以制驭东亚地区，而且常常面临 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与欺凌。在宋、高丽、辽(金)三足鼎立、 彼此制约的东亚地区，任何一方政治力量的消长，都足以引 起地区局势的变动。12世纪初女真的迅速崛起就猛烈地冲 击着东亚旧有的、以辽为盟主的地区秩序，促使各种政治力 量重新分化整合，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最终得以建立.

一、女真崛起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冲击 12世纪初，女真族的迅速崛起很快打破了东亚各国政 治力量之间的均势，建立起以金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新 秩序.

(一)女真的崛起，使辽逐渐丧失了对东亚地区政治的 控制权，并最终亡于金。自1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北宋、辽、 高丽并立的三角关系中，辽很快确立了在东亚大陆的统治 地位，高丽对辽朝贡称臣，宋辽之间结成平等的和平关系.

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契丹建立的辽一枝独秀，成为东亚地区 的军事霸主。毫无例外，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也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视辽为宗主，对其朝贡称臣。“居混同江 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 臣于契丹”[1][p.9]。作为辽的属部，女真对辽要履行诸多的义 务“，辽主每年秋猎，生女真首领照例前往效力。他们辛苦在 前，享乐却无分，根本不被辽朝统治者放在眼里。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对辽朝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2][p.105]加之，辽 朝末年，统治者对女真各部的骚扰日甚一日，不堪欺压的女 真人发动了反抗辽朝统治的战争.

在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抗之 前，女真和辽之间已多次发生小规模的战争，阿骨打于天庆 四年九月发兵攻打宁江州，正式拉开了灭辽战争的序幕。在 宁江州、出河店战役大胜后，阿骨打于天庆五年(1115年)元 旦宣布即皇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3][p.831]。立国后，阿骨 打立刻对辽展开大规模的攻势。金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 1122年)正月，金军攻占辽中京，继而下泽州，迫使辽天祚帝 西奔，灭辽大业取得重大进展，并最终在天会三年(1125年) 灭掉辽国，一举成为东亚的军事强国.

(二)女真的崛起导致了宋辽关系的改变，并最终促成 宋金结盟共同灭掉辽国，但宋亦难逃被金灭亡的命运。澶渊 之盟后，宋辽和好百余年，其间虽有辽两次划地交涉，但和 平交往仍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女真兴起后，辽屡受侵逼，危 亡在即，北宋统治者乐观地认为收复燕蓟“旧疆”的时机已 经成熟，于是，决定与金结盟抗辽。政和五年(1115年)，燕人 马植投书雄州，自请归宋，献联金图辽之策，蔡京、童贯等力 主可行，图辽之议大兴。重和元年(1118年)，宋遣马政等为 使，乘船自登州渡海，闰九月拜见阿骨打，表达通好之意，并 议“共伐大辽”。[4][p.14]时金初兴未久，地位未定，尚无灭辽把 握;宋乃富庶大国，能放低姿态，主动遣使通好，已属不易， 面对这求之不得的机会，金人自然乐于合作。宣和元年 (1119年)正月，金使李善庆等至东京(今河南开封)进一步商量联合攻辽事宜。但这时宋廷忽得消息，谓辽与女真议 和“，金已受东怀皇帝之封”，[5][p.17]于是夹攻之议作罢，只派军 校送金使回国。后宋朝闻知辽金和议不成，遂依童贯之议再 度遣使。宣和二年(1120年)三月，宋使赵良嗣(宋徽宗赐投 宋之燕人马植姓名)等自登州泛海，见阿骨打于军中。五月， 金破辽上京，良嗣遂与阿骨打谈判，议定宋金夹攻辽国的盟 约。这样，在宋金联手之下，辽国于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 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灭亡.

在灭辽那年的十月，金遣大军攻宋，宋金战争拉开序 幕。宋人宇文虚中在《上乌林天使》诗中写道：“当时初结两 朝欢，曾见军前捧血盘。本为万年依荫厚，哪知一日遽盟 寒”。[6][p.121]形象地描述了宋金那段由“盟友”向“仇敌”转化的 伤心历史.

(三)女真的崛起不仅改变了金丽之间的关系，而且促 使高丽的对外政策发生改变。女真立国之前，经常向高丽进 贡，甚至称臣，双方关系相当密切。《高丽史》载：“生女真 ……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偿事契丹及我朝。每来朝， 以麸金、貂皮、良马为贽，我朝亦厚遣银币，岁常如此。”[7][卷14] 对于女真归附高丽之事，宋人亦作了记载：女真“今有首领 三十，分领其众，地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旧隶契丹，今归 于高丽”。[8][p.7711]其实，在辽与高丽夹缝之间生存的女真，往往 同时向双方朝贡，此为女真的两属性质.

随着女真势力的膨胀，它与高丽关系也发生了转化。盈 歌时“停止向辽及高丽进贡”。[9][p.18]乌雅束时代，女真以曷懒 甸女真归属问题为由，于辽乾统四年(高丽肃宗九年，1104 年)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直至辽乾统九年(高丽睿宗四年， 1109年)双方议和，归还九城与女真乃止。金收国元年(高丽 睿宗十年，1115年)女真建国后，军事、政治力量的增强更是 加速了金丽关系的改变。史载，高丽睿宗十二年(金天辅元 年，1117年)三月“，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寄书曰：‘兄大 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 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轹我 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 祐，获殄灭之。惟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 好’”[7][卷14]。金公然以“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自居，欲与高丽 “和亲”，并“结为兄弟”，这表明金太祖终于开始废弃女真长 期视高丽为“父母之邦”的自卑外交政策，这对于一向视女 真为夷狄，耻与为伍的高丽来说，不论是在民族心理上，抑 或文化上都是殊难接受的。因而，对于金的提议，高丽臣僚 普遍反对，甚而有欲斩金使者。史称：“金新破辽，遣使请结 为兄弟，大臣极言不可，至欲斩其使者”[7][卷97]。尽管由于金富 仪的反对，这种“斩金使”的偏激议论不了了之，但金富仪提出对金之类“蛮胡之国，屈而事之者，乃所谓圣人权以济道， 保全国家之良策也”的主张，却一语道破了高丽传统的颇具 功利色彩的“事大”外交的本质。再则，它也传达出这样一种 讯息，即高丽不得不正视金已崛起为东亚大陆的强国这一 事实。天辅三年(高丽睿宗十四年，1119年)，金以宗主国的 身份遣使“诏谕”高丽国王。是年二月“，金主遣使来聘，致书 曰‘：诏谕高丽国王，朕兴师伐辽，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 自上京，南至于海，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 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7][卷14]高丽亦于是年八月遣使 如金国报聘，然由于国书语涉轻慢，金太祖拒绝接受。据《高 丽史》载：睿宗十四年(1119年)八月“丁丑，遣中书主事曹舜 举聘于金，其书有‘况彼源发乎吾土’之语，金主拒不受”.

天会三年(高丽仁宗三年，1125年)，一贯奉行“事大”外 交并将其作为保国良策的高丽，对日渐强大、已露霸主之态 的金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于该年五月“遣司宰少卿陈淑、尚 衣奉御崔学鸾如金，”试图结好金国，然而，金太宗“以国书 非表，又不称臣，不纳”。金的强硬态度迫使高丽不得不

就是 否事金的问题做出抉择。高丽仁宗四年(金天会四年，1126 年)三月“辛卯，召百官议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 俊京曰‘：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 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 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从之”。次月，高丽即“遣郑应 文、李侯如金，称臣上表”。[7][卷15《]金史》载此事谓：天会四年 “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在金国强大军事力 量与强硬外交政策的双重压力下，高丽被迫遣使向金上表 称臣，但一直拖延至高丽仁宗七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十 一月始进纳誓表。《高丽史》载，是年十一月“丙辰，遣卢令 琚、洪若伊如金进誓表”。至此，金丽之间的主从关系确立， 金“全盘继承辽在韩半岛的宗主国地位”[10].

金国不仅凭自身实力改变了金丽关系的性质，而且影 响了高丽的对外政策。早在高丽睿宗九年(1114年)九月， “高丽就从辽东京兵马督部署的谍报中，知道阿骨打叛辽的 消息。后来又相继得知女真败辽的讯息，乃于1116年闰正 月，遣使向金贺捷，并于四月主动废除辽天庆年号，改用甲 子纪元。”[11][p.269]史载：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年)夏四月“辛 未，中书门下奏：‘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不 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从 之”。[7][卷1“4]从此，在高丽行用了一百二十余年的辽正朔被废 止，宣告了辽丽朝贡体制的终结。”[12][p.90]对宋，高丽除保持一 贯的友好政策外，亦十分谨慎，在形势未明之际，既不过分 亲近，也不刻意疏远。高丽一面频繁遣使如宋请乐延医，一 面又婉拒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倡议。高丽于睿宗十年(1115年)秋七月，派遣进士金瑞、权适等五人赴太学。宋则于次年 赐高丽大晟乐。宋重和元年(高丽睿宗十三年，1118年)遣医 官杨宗立等至高丽为睿宗王俣医病。宣和五年(高丽仁宗元 年，1123年)，高丽睿宗薨，仁宗继位，宋徽宗特亲制诏书、祭 文，遣吏部侍郎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前往致奠，吊慰， 极尽恩礼。即便如此，高丽对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建议并无丝 毫兴趣。史载，“路允迪等告王曰‘：……今辽命已绝，可以请 命朝廷’”，对宋人热情的邀请，高丽以“忧制未终而遽求大 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为由婉拒。[7][卷15]因此，“高丽在宋、 辽、金势力消长之际，与三国都维持著表面友好的关系，以 静待时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