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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初东亚政治格局的重塑与再造

2012-07-31

摘要:12世纪初,女真族异军突起,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并迫使高丽朝贡称臣,在东亚大陆构建起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 新秩序。由金、南宋、高丽三方结成的关系网络中,金军事实力最强,且最具攻击性;高丽为求自保,对金称臣纳贡;南宋偏安一 隅,苟且偷安,无意进取。东亚局势的变化,使南宋对高丽充满疑虑与防范意识,对高丽的政策也愈益趋于保守,宋丽关系渐行 渐远,最终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断绝官方外交往来,东亚三国博弈的地区局势遂告终结.

关键词:12世纪初;东亚;女真;高丽;宋;三角关系

10至13世纪,在东亚大陆以“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 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区秩序发生裂变。北方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东亚世界的主宰,而中原汉民族 建立的宋朝实力非但不足以制驭东亚地区,而且常常面临 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与欺凌。在宋、高丽、辽(金)三足鼎立、 彼此制约的东亚地区,任何一方政治力量的消长,都足以引 起地区局势的变动。12世纪初女真的迅速崛起就猛烈地冲 击着东亚旧有的、以辽为盟主的地区秩序,促使各种政治力 量重新分化整合,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最终得以建立.

一、女真崛起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冲击 12世纪初,女真族的迅速崛起很快打破了东亚各国政 治力量之间的均势,建立起以金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新 秩序.

(一)女真的崛起,使辽逐渐丧失了对东亚地区政治的 控制权,并最终亡于金。自1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北宋、辽、 高丽并立的三角关系中,辽很快确立了在东亚大陆的统治 地位,高丽对辽朝贡称臣,宋辽之间结成平等的和平关系.

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契丹建立的辽一枝独秀,成为东亚地区 的军事霸主。毫无例外,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也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视辽为宗主,对其朝贡称臣。“居混同江 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 臣于契丹”[1][p.9]。作为辽的属部,女真对辽要履行诸多的义 务“,辽主每年秋猎,生女真首领照例前往效力。他们辛苦在 前,享乐却无分,根本不被辽朝统治者放在眼里。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对辽朝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2][p.105]加之,辽 朝末年,统治者对女真各部的骚扰日甚一日,不堪欺压的女 真人发动了反抗辽朝统治的战争.

在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抗之 前,女真和辽之间已多次发生小规模的战争,阿骨打于天庆 四年九月发兵攻打宁江州,正式拉开了灭辽战争的序幕。在 宁江州、出河店战役大胜后,阿骨打于天庆五年(1115年)元 旦宣布即皇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3][p.831]。立国后,阿骨 打立刻对辽展开大规模的攻势。金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 1122年)正月,金军攻占辽中京,继而下泽州,迫使辽天祚帝 西奔,灭辽大业取得重大进展,并最终在天会三年(1125年) 灭掉辽国,一举成为东亚的军事强国.

(二)女真的崛起导致了宋辽关系的改变,并最终促成 宋金结盟共同灭掉辽国,但宋亦难逃被金灭亡的命运。澶渊 之盟后,宋辽和好百余年,其间虽有辽两次划地交涉,但和 平交往仍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女真兴起后,辽屡受侵逼,危 亡在即,北宋统治者乐观地认为收复燕蓟“旧疆”的时机已 经成熟,于是,决定与金结盟抗辽。政和五年(1115年),燕人 马植投书雄州,自请归宋,献联金图辽之策,蔡京、童贯等力 主可行,图辽之议大兴。重和元年(1118年),宋遣马政等为 使,乘船自登州渡海,闰九月拜见阿骨打,表达通好之意,并 议“共伐大辽”。[4][p.14]时金初兴未久,地位未定,尚无灭辽把 握;宋乃富庶大国,能放低姿态,主动遣使通好,已属不易, 面对这求之不得的机会,金人自然乐于合作。宣和元年 (1119年)正月,金使李善庆等至东京(今河南开封)进一步商量联合攻辽事宜。但这时宋廷忽得消息,谓辽与女真议 和“,金已受东怀皇帝之封”,[5][p.17]于是夹攻之议作罢,只派军 校送金使回国。后宋朝闻知辽金和议不成,遂依童贯之议再 度遣使。宣和二年(1120年)三月,宋使赵良嗣(宋徽宗赐投 宋之燕人马植姓名)等自登州泛海,见阿骨打于军中。五月, 金破辽上京,良嗣遂与阿骨打谈判,议定宋金夹攻辽国的盟 约。这样,在宋金联手之下,辽国于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 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灭亡.

在灭辽那年的十月,金遣大军攻宋,宋金战争拉开序 幕。宋人宇文虚中在《上乌林天使》诗中写道:“当时初结两 朝欢,曾见军前捧血盘。本为万年依荫厚,哪知一日遽盟 寒”。[6][p.121]形象地描述了宋金那段由“盟友”向“仇敌”转化的 伤心历史.

(三)女真的崛起不仅改变了金丽之间的关系,而且促 使高丽的对外政策发生改变。女真立国之前,经常向高丽进 贡,甚至称臣,双方关系相当密切。《高丽史》载:“生女真 ……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偿事契丹及我朝。每来朝, 以麸金、貂皮、良马为贽,我朝亦厚遣银币,岁常如此。”[7][卷14] 对于女真归附高丽之事,宋人亦作了记载:女真“今有首领 三十,分领其众,地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旧隶契丹,今归 于高丽”。[8][p.7711]其实,在辽与高丽夹缝之间生存的女真,往往 同时向双方朝贡,此为女真的两属性质.

随着女真势力的膨胀,它与高丽关系也发生了转化。盈 歌时“停止向辽及高丽进贡”。[9][p.18]乌雅束时代,女真以曷懒 甸女真归属问题为由,于辽乾统四年(高丽肃宗九年,1104 年)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直至辽乾统九年(高丽睿宗四年, 1109年)双方议和,归还九城与女真乃止。金收国元年(高丽 睿宗十年,1115年)女真建国后,军事、政治力量的增强更是 加速了金丽关系的改变。史载,高丽睿宗十二年(金天辅元 年,1117年)三月“,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寄书曰:‘兄大 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 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轹我 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 祐,获殄灭之。惟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 好’”[7][卷14]。金公然以“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自居,欲与高丽 “和亲”,并“结为兄弟”,这表明金太祖终于开始废弃女真长 期视高丽为“父母之邦”的自卑外交政策,这对于一向视女 真为夷狄,耻与为伍的高丽来说,不论是在民族心理上,抑 或文化上都是殊难接受的。因而,对于金的提议,高丽臣僚 普遍反对,甚而有欲斩金使者。史称:“金新破辽,遣使请结 为兄弟,大臣极言不可,至欲斩其使者”[7][卷97]。尽管由于金富 仪的反对,这种“斩金使”的偏激议论不了了之,但金富仪提出对金之类“蛮胡之国,屈而事之者,乃所谓圣人权以济道, 保全国家之良策也”的主张,却一语道破了高丽传统的颇具 功利色彩的“事大”外交的本质。再则,它也传达出这样一种 讯息,即高丽不得不正视金已崛起为东亚大陆的强国这一 事实。天辅三年(高丽睿宗十四年,1119年),金以宗主国的 身份遣使“诏谕”高丽国王。是年二月“,金主遣使来聘,致书 曰‘:诏谕高丽国王,朕兴师伐辽,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 自上京,南至于海,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 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7][卷14]高丽亦于是年八月遣使 如金国报聘,然由于国书语涉轻慢,金太祖拒绝接受。据《高 丽史》载:睿宗十四年(1119年)八月“丁丑,遣中书主事曹舜 举聘于金,其书有‘况彼源发乎吾土’之语,金主拒不受”.

天会三年(高丽仁宗三年,1125年),一贯奉行“事大”外 交并将其作为保国良策的高丽,对日渐强大、已露霸主之态 的金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于该年五月“遣司宰少卿陈淑、尚 衣奉御崔学鸾如金,”试图结好金国,然而,金太宗“以国书 非表,又不称臣,不纳”。金的强硬态度迫使高丽不得不

就是 否事金的问题做出抉择。高丽仁宗四年(金天会四年,1126 年)三月“辛卯,召百官议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 俊京曰‘: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 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 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从之”。次月,高丽即“遣郑应 文、李侯如金,称臣上表”。[7][卷15《]金史》载此事谓:天会四年 “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在金国强大军事力 量与强硬外交政策的双重压力下,高丽被迫遣使向金上表 称臣,但一直拖延至高丽仁宗七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十 一月始进纳誓表。《高丽史》载,是年十一月“丙辰,遣卢令 琚、洪若伊如金进誓表”。至此,金丽之间的主从关系确立, 金“全盘继承辽在韩半岛的宗主国地位”[10].

金国不仅凭自身实力改变了金丽关系的性质,而且影 响了高丽的对外政策。早在高丽睿宗九年(1114年)九月, “高丽就从辽东京兵马督部署的谍报中,知道阿骨打叛辽的 消息。后来又相继得知女真败辽的讯息,乃于1116年闰正 月,遣使向金贺捷,并于四月主动废除辽天庆年号,改用甲 子纪元。”[11][p.269]史载: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年)夏四月“辛 未,中书门下奏:‘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不 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从 之”。[7][卷1“4]从此,在高丽行用了一百二十余年的辽正朔被废 止,宣告了辽丽朝贡体制的终结。”[12][p.90]对宋,高丽除保持一 贯的友好政策外,亦十分谨慎,在形势未明之际,既不过分 亲近,也不刻意疏远。高丽一面频繁遣使如宋请乐延医,一 面又婉拒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倡议。高丽于睿宗十年(1115年)秋七月,派遣进士金瑞、权适等五人赴太学。宋则于次年 赐高丽大晟乐。宋重和元年(高丽睿宗十三年,1118年)遣医 官杨宗立等至高丽为睿宗王俣医病。宣和五年(高丽仁宗元 年,1123年),高丽睿宗薨,仁宗继位,宋徽宗特亲制诏书、祭 文,遣吏部侍郎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前往致奠,吊慰, 极尽恩礼。即便如此,高丽对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建议并无丝 毫兴趣。史载,“路允迪等告王曰‘:……今辽命已绝,可以请 命朝廷’”,对宋人热情的邀请,高丽以“忧制未终而遽求大 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为由婉拒。[7][卷15]因此,“高丽在宋、 辽、金势力消长之际,与三国都维持著表面友好的关系,以 静待时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