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尽管在今天的西方有象海德格尔那样的人走到了与中国古代学术思维方式类似的境地，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代表着西方现代学术的主流，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盲目夸大了一些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与东方思想的相近之处，而对他们的学术与西方传统学术之间的连续性认识明显不足(这种连续性的内容我们将在下面涉及)。例如，象胡塞尔、舍勒、伽达默尔等西方现代哲学家，尽管对传统哲学思维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其思想与西方传统学术的连续性仍然是极为明显的;他们讲事实与价值不分，只是以之为一个认知性的“事实”揭示出来而已，从未把设计、论证、提供一套可直接用来指导现实的价值体系当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很多人试图以他们的学说来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学术，以为总算找到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桥梁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把一些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硬凑到一起来罢了，让人哭笑不得;
(3)强调中学与西学的异质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这样的事实，即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学术，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中，有不少成份与中国古代学术中的不少成份是可以相通的，甚至其在思维方式上有相近之处。我们只是强调，对于历经两千多年逐渐形成的一系列西方学科范畴及整个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绝不能脱离西方学术发展的整个历史传统来理解。如果我们仅仅由于看到部分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等人)对于某个西方学科的理解或者个别西方哲学流派的某些思想与中国古代学术有相近之处，就认为可以以此为典型来理解整个西方现代学科范畴的含义，那完全是断章取义和割裂历史的做法。即使是海德格尔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也不能孤立地理解，而只有从西方学术发展的历史境域出发，搞清西方学术几千年来发展的历史脉络，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
(4)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不可能永久不变，西方学术传统未来可能发生种种变化是完全正常的。我们都知道，越来越多的西方现代学者对西方现有的学科体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如麦金太尔等)，如果有人因此而猜测，西方学术(如哲学)未来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甚至可能会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学术更多的共通之处，那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将西方现代学科范畴直接应用于中国古代学术中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管西方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都是在现有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现有的学科体系又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学术中一种基础性思维方式，即认知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正是由于在中国古代学术中这种思维方式从来不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国古代学术才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诸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一系列现代学科及其完整的体系。因此，即使将来有一天西方现有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其学科部门的划分都完全解体了，也不意味着20世纪中叶以前所形成的西方学科体系可以直接应用到中国古代学术中去，更不意味着两千年来的西方学术与中国古代学术是一码事。
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为用西方学科范畴重新整理中国古代学术的行为辩护，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正是由于在对几千年西方学术的传统尚无深刻了解的前提下，出于种种功利需要而“囫囵吞枣般地”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导致了国人对于西方学术的本质长期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例如，我们看到，中国人习惯于把西方科学的价值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改造现实的功能上，从而导致他们不能正确理解西方人从希腊时代就一再强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不能正确理解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种观点：即哲学――包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价值在于它满足了人性自在的兴趣，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2]。谁都清楚，希腊哲学家研究自然并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这个实用的目的，而出自一种自在的人性的兴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我看来即使到今天为止也仍然有着震耳发聩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它表明西方人早在希腊时期就已认识到，学术研究虽然可能给社会现实带来巨大的功利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价值在于为外在的社会现实需要服务，恰恰相反，学术研究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即对于人性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举例来说，听一首好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我们不能庸俗地说歌曲的主要价值在于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歌曲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人性的一种张扬，体现为它所达到的那种境界。这种价值通过歌曲的艺术性体现出来，也仅属于这门艺术本身。另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强调哲学研究的非实用性，强调它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3]，还意在强调学术研究应有自己独立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就是学术研究在方法上的严肃性和合逻辑性[4]。我们还看到，今天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特别感兴趣，往往是因为觉得它对批判现实有用;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等大陆哲学流派的兴趣之所以远远超过对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兴趣，与20世纪初叶大批中国学人对于柏格森、叔本华等人哲学的浓厚兴趣一样，都因为这些西方学说与中国学者所最关心的人生价值问题有关。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来都是从他们自身“实用需要”的眼光出发来理解和接受一种具有超于“实用需要”之上的更高关怀的西方学术的伟大传统的。
现在我们要提出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正因为是以“求知”为内在理路，所以才会形成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史学……等一整套学科划分体系;中国古代儒家学术正因为以“做”为内在理路，所以自然会形成以“六艺”为核心及按经、史、子、集分部的学术分类体系。内在理路的不同，决定了中学和西学在分类上必然彼此分别，并且从其自身角度看均是合理的;无论以西学的分类方法衡量、肢解中学，还是以中学的分类体系去衡量、统摄西学(如马一浮)均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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