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强调“中学”与“西学”的异质性，反对西方学术及学科范畴直接应用到中国古代学术中去，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其中的原因不外如下几条：

一是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当中也存在着大量与上述西方相应学科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学术内容。例如中国古代有大量讨论伦理道德问题的学问，与西方伦理学的探讨对象完全一致，都可以称之为“伦理学”。对于其它学科(如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存在类似现象;

二是认为中国古代学术虽然遵从与西方学术不同的思维方式，但这只能证明“中学”与“西学”在思维方式上有侧重点的不同，而不能证明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学问。例如我们可以谈论“中国哲学”有何特征，“西方哲学”有何特征;若是否认中国古代学问中有“哲学”，那么就失去比较中学与西学的框架了;

三是认为即使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学术本质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学者相近，例如柏拉图对哲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解、海德格尔等人对“哲学”的理解等等就已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学问本质的一些理解颇为接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种观点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仅仅由于研究对象一致就把两种学问冠之以同样的学科之名是一个极为普遍的误解。如果两种学术性质不同，即使它们的研究对象一致，我们也不能以同样的名称称呼之。例如，伦理学与宗教学说都是以道德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学说可以与“伦理学”混为一谈。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正式形成并绵延不绝的西方伦理学，之所以一直与西方宗教学说判然而别，主要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理路。前者曾经是一门求知的“科学”，对道德现象的认知是它的主要任务，而后者则以价值判断为特征，其主要任务是解答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宗教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生的各种劝诫和箴言，而伦理学的主要内容则是对各种道德真理的客观认知，道德劝诫从来不是它的主要内容;宗教学说向人们提出的直接要求是投身于人格的践履、灵魂的拷问和心理的训练，而伦理学向从事它的人们提出的直接要求则是以更加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思辨;宗教学说必定预设若干价值作为其信徒们千古不变的永恒追求，而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则反对把任何一个现存的结论当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的前提;伦理学也可以基于对现实的批判来思考问题，但即便如此，它所提供的也只是对现实的深刻“知识”，而与宗教学说直接以解答人生的终极关怀为旨归不同。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现代一系列学科之名，还是中国古代的一系列学术门类，都不是某个人一朝一夕的发明，而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与这种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是导致此种学术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其次，如果我们要把两种思维方式不同的学问都称之为同一种学问，必须十分清楚根据什么标准这样做。“中学”与“西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究竟属于同类学术内部的思维方式差异还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学术之间的差异，我们似乎应当首先提出这样做的标准来。比如说，科学与艺术、宗教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没有人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学术;如果有人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和宗教，认为应按照科学中的学科门类来划分艺术和宗教，没有人不认为这是荒谬之极了。然而，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那样，古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逐渐发展为同时包括人文科学(humanities)、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和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在内的西方学术，是作为严肃的“科学”追求发展起来的。我们也一向公认，对于“科学性”的追求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流。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成份如儒、道、释，道家和佛教已被公认为是宗教，而儒家虽然不被人们称之为宗教，但其思维方式与道家、佛家并无二致，且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的中国学者多从这三门学问的互补性中得到启发。既如此，我们根据什么标准认为可以把一系列在追求科学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范畴，应用到在宗教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学术之中呢?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人一提到“科学”，就把它等同于自然科学，而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往往是一无所知，本书用大量的事实来探讨了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以及这种科学性不仅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极其缺乏，而且即便在今天它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是多么的陌生。

再次，尽管我们承认，象哲学、伦理学等一些西方学科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著作中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也颇不相同，多数西方哲学史家也承认很难给它们下准确的定义;甚至于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对“哲学”等西方学科含义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学问”的理解颇为一致的哲学家来(如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人)。关于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们今天所已大量引进的一系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含义以及西方学术的本质，只有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结合那些西方学术和学科范畴赖以生长和发展的西方整个历史文化语境来理解，才能真正理解之。需要指出的是：

(1)对于一些西方学术大家与中国古代学者相近的思想，我们要区别对待。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重视哲学的经世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处在希腊学术从发韧到定型的过渡时期，看到他们把哲学的经世价值完全建立“认知”的基础上，就会自然理解到他们心目中的“哲学”与孔子心目中的“学问”绝无可比性(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论述“辩证法”的部分作了专门探讨)。又如，象马克思、韦伯等许多西方学术大家，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似乎与儒家学者“治国平天下”的关怀一样，但是他们在具体进行研究的时候遵从的是“科学”路径，与中国古代学者追求明确的实践效果的研究方式截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