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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大特点是用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和学术体系来重新整理中国古代学术，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新的反思。作者认为，包括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术概念或学科范畴，尽管含义并不固定，内容与中国古代学术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从整体上说，它们代表的是一种与中国古代学术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其学科范畴体系能否直接应用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之中是很值得疑问的。现代中国学术照搬西方学术范畴的行为，不仅造成中国人对西方学术本质的了解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地步，而且促成中国古代学术伟大传统的人为中断，其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关键词：中学，西学，科学标准

一

2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对西学的回应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这场冲击的影响之大，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明白了，那就是：今天，我们早已完全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比如说，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中过去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而完全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 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认识论(史)”、“中国政治学说(史)”、“中国古代史”等一系列学术范畴。这些范畴，甚至于包括今天人们用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思想史”这个范畴，应该说都是西学影响的产物。因为古人基本上从来不用这些范畴来形容他们的思想及其历史，而是用诸如经学(史)、理学(史)、心学(史)、禅学(史)、道学(史)、格物之学、训诂之学、心性之学、义理之学……这类学术范畴。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回应西学的方式真的是天经地义地合理吗?下面这两个事实也许有更进一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今天所广泛接受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一系列西方学科，至少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都具有追求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的主流特征。具体地说，希腊第一批哲学家就赋予了“哲学”(philosophia)这门“科学”求“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苏格拉底以及特别是他的门徒柏拉图则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哲学”这门“科学”棗episteme棗“方法”重于“结论”的特征。他们虽然重视哲学“经世”的价值，但即便是经世，也出于“德性即知识”的信念;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对哲学这门科学作了更加准确的定位，即强调哲学是一门产生于人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出自于人的自由本性因而与一切实用的关怀无关的学术。于是哲学成为一门有着自己独立的逻辑、创造着独特的人生乐趣而不是以满足这门学问之外的人生、社会及政治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学术。希腊哲学家对于“哲学”这个范畴的理解和使用，影响了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西方学术主流。19世纪中叶以来，很多西方学者都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学术提出了严厉挑战，很多学者反对把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看作是一门“科学”，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来理解现代西方学术。正是从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今天所广泛接受的上述一系列西方学科，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学术中所完全没有的学术传统的产物，而这些学科的概念及其含义也决不可以脱离西方学术的上述独特传统来理解。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根据什么理由认为，我们可以把一系列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的西方学科范畴，直接引进到中国古代学术系统中去，并用它来改造中国古代学术呢?

第二，我们知道，两千多年来，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学术，本来也是有自己的一整套学术分类体系的。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早在孔子之前我国古代的学术即已形成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分类，到孔子定型，即形成所谓“六艺”，后人又称之为“五经”(“乐经”无书传世)。到战国年代，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诸子之学兴起，“六艺”之分类已不能包，故西汉末刘歆著《七略》时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已形成一种更进一步的学术分类系统;刘歆之后，晋人荀勖在《中经》中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别经、史为二，后世仍之(章太炎，1996，48-49);到清代《四库全书》编目时，立经、史、子、集四大部，每一部中又有少则几个多则10余个门类。《四库全书》的编目虽然是一种图书分类，属于目录学，但其文献分类方法事实上也证明古人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学术分类体系。仔细研究儒家学术分类方法，可以发现，儒家学说的分类体系是建立在不同的逻辑之上，摧毁或放弃儒学固有的分类体系，就是对儒家学说内在精神的人为阉割。大体来说，西方学科范畴是对于着人类“认知”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儒家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则是“做”的逻辑。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本来不属于“认知”范畴的学术强行纳入到“认知”性的学术范畴之中，从而导致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人为中断。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到今天为止的几代人都在用西方“认知”的逻辑来阅读、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学术的产物，这场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普遍误读无疑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民族现代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