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如分配于其庞大的人口，则人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只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全球资源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安全，同时必须通过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足够的份额，由此可见，加入WTO乃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则是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为什么要转轨?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点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但为什么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只有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才能为这种国家意志找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必然得出扩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层次逐步普及高等教育乃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内在要求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当前政府的教育扩展政策一致，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前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
六、“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否则就有可能丧失“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把学校当成与西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主要阵地，并且认为只要政府严加控制学校中的思想阵地就一定能够保证学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是所有落伍观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也是导致政府在教育领域没有采取更积极和更宽松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观念障碍。事实上，除非我们重新回到二十年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否则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状态。一些好心的人们希望在经济上继续加深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回到以前的“纯洁”状态。姑且不说这种想法已经被所有希望如此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击得粉碎，就是抽象地讨论这种可能性，认为政治和经济可以不协调发展的观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开放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如果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学校来左右学生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那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一定是太天真了。现在退一步说，即便政府实现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如“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情形，是否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是否就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状态呢?毫无疑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担心民间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教育服务市场呢?再退一万步，我们的留学生单枪匹马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海洋我们都不怕，国际资本(资产阶级的细胞)到国内来办学(进入无产阶级的海洋)，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更加健康和更加开放的心态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发展机遇。
第二种落伍观念是认为只有政府的集中管理才能保证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才能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考察建国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政府集中计划管理最严厉的时期，教育发展最缓慢，公众受教育权利受到的侵害最大，教育发展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薄弱学校的存在就是明证。而在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由于放松了对教育发展的计划管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和民间参与教育发展的积极性，才极大地改善了教育供给，缓解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政府除了在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制度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对教育的管制有助于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和保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教育是公共产品，非由政府提供不足以保持足够的数量，义务教育尤其如此，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民办教育应主要进入非义务教育领域。”这也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认识。根据现代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极少数公共活动领域外，如政府、议会、国防、军队、警察等显示、表达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活动，其它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应该由市场提供或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率也更公平。这一结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在我们这个还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的“私即恶”的的传统观念，以及以此为经济伦理基础的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和全面管制，不断强化人们对民营部门的不信任感，使理论界在担心政府推卸义务教育责任的潜意识驱使下，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对民办教育在增加教育供给，包括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方面的积极贡献和巨大潜力心怀疑虑，寻找种种理由反对和限制开放教育市场，由于这种观点披着学术的外衣，又扛着公平和正义的旗帜，确实有着很大的市场，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除了以上三种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流行的反对和怀疑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的主要观点外，“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是1999年末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权威说法，似乎一提“产业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把教育推向市场，就是要政府放弃她应承担的教育投资责任和教育宏观管理责任，虽然提出这种观点的同志也许是出于担心政府以“产业”为由放弃和推卸她的责任，但这种逻辑混乱的提法其实质也是反对继续推进市场导向的教育政策创新。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若干认识目前已经严重脱离当前国际国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正在成为大力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思想枷锁，只有继续解放思想，突破一切已被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教条和抛弃一切未经实践检验的虚幻的信条，积极推进以“全面开放教育市场”为特征的教育政策创新，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也才能在“教育全球化”的挑战中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迎接“教育全球化”挑战时实施教育政策创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穷国办大教育”、“我们以占世界X%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撑数倍于此的义务教育规模”，以往我们这样陈述时，在痛感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开始只是寄希望于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后来这成为我们鼓励民办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和一个主要的出发点。现在看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在增加教育供给、改善教育结构方面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教育市场的开放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也并没有损害和侵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力，至于对全社会教育机会的增进则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我们设想，如果有同样数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国内教育市场，对于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是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吗?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最大的受益方呢?当然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在知识经济时代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战略。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并没有列入我们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决不能因此缺乏紧迫感，甚至以为奇货可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发展而言，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国际上也决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在等待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恰恰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纷纷抢乘知识经济这班时代列车时，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和资金稀缺的矛盾，由此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本国教育发展将很快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会失去这即将来临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既是一种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因此错过发展中国教育的绝好机会，我们也许将会犯下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在由知识经济已经清楚展示的历史规律面前，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在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的问题上，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国民待遇”作为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教育规律彻底抛弃“意识形态控制”的幻觉，全面开放教育市场;而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则更多的是防止出现“崇洋媚外”和“厚外薄内”的政策偏差，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压制国内民办教育的倾向，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教育投资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应对“教育全球化”的挑战涉及教育政策创新的方方面面，本文不拟对此展开全面的论述。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就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提出一个逆命题：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很显然，在大的历史尺度上，该命题已经被证实并将继续为人类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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