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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大学》义理及现代启示
[论文摘要]《大学》所强调的修身与治学要艾不仅对中国古代学者的修身治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影响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性质和方向。研究《大学》义理、理解《大学》精神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传统，而且有利于现代大学精神的补充和构建。
[论文关键词]《大学》义理 止于至善 智德并进
作为“四书”之一，《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与《礼记》中的其他篇章相比，《大学》所阐发的义理更为深奥，伦理政治哲学思考更多。在唐代以前，《大学》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自中唐韩愈掀起古文运动，《大学》始受青睐，被奉为“经书”;北宋时，宋神宗曾把《大学》颁赐众臣，以至许多政治家、学问家如苏轼等屡次在书信中提及《大学》，程颢、程颐更是首推《大学》，借其义理词章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二程认定《大学》是上承孔子、下启孟子的中枢，是道统延续的关键;南宋朱熹更是将《大学》奉为先圣之书，“古今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大学》是对我国先秦时期儒家伦理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所阐扬的修齐治平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辐射至今。
一、《大学》理想——止于至善
《大学》最早被汉儒戴圣编辑在《小戴礼记》中，形成《小戴礼记·大学》，程颢、程颐将其整理编次，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朱熹为其修改作注，形成传世的《大学》。迄今为止，《大学》作者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是儒者所著，影响极为深远的系统论述儒家治学育德、修齐治平学说的政论文，是长久以来中国为学者治学修身的总纲，是历代封建王朝高等教育办学的指导方针。正如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对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是古代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学者修身为学思想的重要源头，其承载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中有关学者自我修养与德行提升的追求不谋而合。
《大学》所承载的精神被概括为“三纲领”。《大学》开宗明义，阐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引领《大学》全文的纲领，是治学的总原则，也是儒家修身学说的三个逐次递进的境界。
宋代学者赵顺孙在《大学中庸纂疏》中将“大学之道”释为：“大，旧音泰”，“至高至极”、“博大精深”之意，“学”是“学问或修养”之意，“大学”即“至高至极的学问”或“博大精深的学问”。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来可泓先生将“大学”解释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认为《大学》所阐述的是怎样学习至高至极学问的方法，是一种精神指导与心得体会。近代学者江希张评价道：“虽日大人之学，究其根源，乃人人之学也。人人各具天赋灵性，至圆至明，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妇人孺子，莫非皆然。人在幼稚，性本至善，日本然之性。身岁渐长，气拘物蔽，日传染之性。人人各具其性大，惜乎不知觅耳。此所谓大而不知其大，小而反行小矣。”“大学之道”所强调的“道”则指“宗旨、原则、理则”。所以“大学之道”的本义是指研习“博大精深学问的学问”，是研习“至高至极学问的原则”。(1)“明明德”。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释：“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出也。”朱熹将“明”释为使之明，即将人天性中就存在的高尚德行重新显现，“变化气质”。“明德”得乎天，在朱熹看来，“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也称‘天命之性’、‘道心’，禀受天理而成，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气质之性”也叫“人性”，天理人欲混杂，其中有违背天理的各种欲望，为学的目的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于引领人的德性从蒙昧到宏达。王阳明将“明明德”与“致良知”等同，将“明”理解为体证。在笔者看来，“明”指宣扬彰显，“明德”即至善至美的道德，与后文的“至善”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明明德”就是弘扬彰显至善至美的道德，达到自身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无论后人如何作释，“明明德”之“德”与《论语》之中的“天生德于予”具有同构性与同质性，并非强调道德的与生俱来，而是旨在说明人的本质，强调的是道德的重要性，而“贵仁崇德、道德至上是儒家道德为首、德育为先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2)“亲民”。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而坚持心学的王阳明则反对程子将“亲”译作“新”的做法，认为“亲民”与“明明德”相互呼应，在道德的养成过程中，“明明德”是道德追求，而“亲民”则是道德实践，道德修养并非在“明明德”之后戛然而止，而是需要治学之人在人情世事上不断实践，用“亲民”来实现人世利人。只有将“明德”与“亲民”结合起来，才是自利而利人、由己而推人，才能使精神境界升华到“至善”之境。(3)“止于至善”。朱熹的解释是“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已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止”是锁定目标不动摇，“至善”是德行至善至美的境界，在朱熹看来就是最接近天理而不掺杂一丝人欲的道德。“止于至善”就是指锁定道德修行上依照天理而行，在这一过程之中不掺杂人欲的境界。虽然朱子之说具有浓重的道德说教意味，但是人们更为赞成这种立于“明德”而不为境惑的道德操守。《大学》精神所涵育的最高理想乃是“止于至善”的道德思想与道德实践二者合而为一的境界，在实现“止于至善”这一最高目标的过程中，要在德行修养上彰显“明德”，在道德实践上通过“亲民”而人世利人。这是《大学》对为学者的道德要求，也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理想的必经之路。
二、《大学》之育人——智德并进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道德理想逐步发展和实施的过程被学者概括为“八条目”。《大学》所提出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提出的一个切实可行、依次递进的育人路径，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八个步骤中，前四者为内明之修，即关于自身的认知。后四者为外明之修，即对社会规范与道德的认知和实践。二者结合说明了内外兼修之道。
朱熹从理学格物穷理的角度出发，将“格物”解释为“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将“致知”解释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也就是说，“致知”是对所有知识掌握到一种无所不知的状态，是穷尽事物之学的境界。心学则认为“格物”“致知”中的“物”是一切有形有象的事物，甚至包括内在的心理现象，引用孔子的定义，即“形而下”之物，就是“器”的境界。儒家一直将“器”的境界，也就是工具性境界看作是对德行最低层次的要求标准，这从孔子极富深意的评价“君子不器”中就可看出。
“器”与“道”，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两个概念，两者一同使用作为相对概念，出自《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既超然于外在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等，相当于西方概念之中的“质料”或“共性”;“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及功用等，相当于西方哲学概念之中的“形式”或“具体”。《大学》实际上也将人的发展划分为“器”与“道”两个层面——八条目之中前两个条目，即“格物”、“致知”，实际上就是对为学之人在研究具体知识、器物层面与工具层面上的要求。后六个条目，“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将求知与为学上升到“道”的层面，“道”即精神的成长、道德修养的提高，这既是为学的终极目的，也是知识获得与储备的基础。
近代受分析哲学和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科技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主导思维及价值取向，人们片面强调高等教育所能带给人的技术工具性、实用功利性，而大学形而上之“道”，即大学所蕴含的精神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现在人才培养上，一定程度地存在忽视学生的精神涵育与陶冶等现象，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如果说“格物致知”是一种知识的储备，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同属于内明之修的环节“诚意”、“正心”则属于对为学者道德修养的要求，是对为学之人个人修养的期望。
“诚意”是心学十分重要的概念，王阳明在《古本大学旁释》中指出“惟以诚意为主”，认为“不仅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正心也是诚意功夫，……修齐治平只诚意尽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诚意”解释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朱熹将“诚意正心”用“不自欺”来概括，用意极深。“不自欺”与后文“君子必慎其独也”互应。“慎独”涵义颇多，不仅指君子在独处之时也应与在人前一样，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行，而且指在他人无法获知的内心世界依然保持道德操守，保持心理与行为在道德层面上的一致性。因为“德者，性乎端也”，所以只有真正做到“慎独”与“不自欺”，不断加强自我品德修养，才能明心见性，心正意诚。
“诚意正心”所弘扬的是一个发现自我价值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已经强调人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促进精神与道德的持续成长的重要意义。《大学》论述弘扬至善至美道德的重要性，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我国高等教育自创立时期起就十分重视弘扬道德与倡导精神成长对个人发展的非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