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启超的整个墨学研究相比，墨家逻辑研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梁启超对墨家逻辑的重视程度，却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墨家的逻辑是整个墨学体系严密，纲领条目相一贯的原因。他说，“墨子一书，盛水不漏者也……有论理学为之城壁故。”“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实际上，梁启超把墨家逻辑当成了墨学的精华和解读整个墨学的钥匙。墨家学说的主要观点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天志、节用、节葬、非乐”等都集中浓缩在《墨经》之中。墨家对这些义理的论证无处不体现了逻辑的力量，梁启超一一分析了“兼爱说之原本于论理者”、“天志说之原本于论理者”、“非攻说之原本于论理者”、“节用节葬说之原本于论理者”等等，并指出“以上各义紬绎原书无一不以论理为树义之原”。梁启超正是用论理学为工具去研习墨学，又从墨学的整体研究中看到了墨家逻辑的成就与重要作用。
梁启超把墨家逻辑置于世界逻辑体系中去考察，肯定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科学价值。他认为墨家逻辑著作《墨辩》“这部名著是出现在阿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年，陈那以前九百多年，倍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因而，“《墨经》殆是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
梁启超给墨家逻辑以准确的定位，指明了墨家逻辑的科学性质、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对久被埋没的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在近代的复苏与弘扬，具有倡导、启蒙和开路的作用。在整个20世纪墨家逻辑的研究进程中，“梁启超的工作处于起始点位置，其墨家逻辑研究构成了不同时期人们从事类似工作参照的模式，包括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时至今日，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确立的墨家逻辑研究模式，仍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提供可资借鉴之处，是后世研究者需要超越的高峰。